讀書是一件雅事,也是一件平常事,在好書之人那里,讀書與穿衣吃飯等同,皆是人生不可或缺之務。歷史上不同的人讀書有不同的特點,有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的灑脫,亦有陶弘景“讀書萬余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的謹嚴。近代的中國學人里,頗不乏讀書種子,黃侃就是其中翹楚。

 黃侃字季剛,在音韻、訓詁、文字和詞章之學上皆可稱一代宗師,他性格的狂放,在近代學林掌故中很有名聲,時人即有“黃以國學名海內,亦以罵人名海內”之評。若拋開掌故八卦,走入黃侃的日常生活中去,大可發現其人讀書精勤嚴恪,極為用功。他書香世界中所展現的讀書旨趣與方法,上承傳統,下開新風,在世界讀書日之際重溫,可為今人讀書作借鑒。

黃侃49歲照相

 讀書應“擇要”

黃侃是個天分很高的人,他四歲時跟從江瀚學習,據說“初授《論語》,每次才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誦”。他曾隨父親游覽成都的武侯祠,馬上能記下祠壁內懸掛的楹聯,在父親指點下讀經,他亦能日讀千言,被稱作“圣童”。在二十五歲左右,他的學問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章太炎在是年曾稱他所收弟子中,有成就可言的唯有三人,一是黃侃,二是錢玄同,三是朱希祖。在這三人里,黃侃與錢玄同都精通小學,而黃侃尤為擅長音韻、文辭之學。從黃侃《國故論衡贊》《在日本移漢學社書》等作品中,也能看到此時黃侃學問的旨趣與規模。

1912年,章太炎與馬良、梁啟超等人發起“函夏考文苑”,囊括了當時國內一流的學者,而二十七歲的黃侃即以小學、文辭列名其中,可見時人對他學問的肯定。至二十八歲時,黃侃已提出古聲十九類、古韻二十八部說,并開始撰寫《音略》,前者是音韻學上劃時代的創見,而后者亦是黃侃音韻學說的重要著作;次年9月,黃侃即應聘執掌北京大學教席,主講文字、詞章之學以及中國文學史。由這樣的進境來看,黃侃確實天賦過人。

但黃侃之所以年紀輕輕即有如此學問,并不完全因為天分高,也在于他讀書善于挑選,把握經典。在讀書上,他主張“博而能約”,以精讀數部經典作為自己的治學之基。黃侃曾有語云:“博覽旁征,必先有其基。”他用功最深的幾部書,是十三經、《說文解字》《廣韻》《昭明文選》《漢書》和《新唐書》。在日記中,他曾自述云:

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亦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后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計遍數。

對這幾部書,他反復圈點涵泳,其中《說文》《廣韻》和《爾雅》是他閱讀最勤的書,圈點“殆不能計遍數”,他的學問亦正是以這三部書所代表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見長。這是一種“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就是在浩渺書山中,尋得自己所喜愛與擅長的領域,便扎根下來,以此作為根據地,再向四圍擴散。

黃侃對應當精讀的典籍,是非常熟稔的,據他的學生武酉山回憶,有一次中山大學的一個人問黃侃一個典故,黃侃云出自《漢書》,并隨口背誦了一大段,武酉山頗為驚訝,說先生如何背得這么多《漢書》?黃侃回答道:“《漢書》不能背,還教什么書呢?”此語聽來倨傲,卻是自信的體現。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在其《我的留學記》里,亦曾記載他面見黃侃的一則軼事。吉川幸次郎在中國留學時,對《經典釋文》一書中《谷梁傳》部分有疑惑,他在北京大學問過不少先生,都未得確解。當他到南京拜訪黃侃時,初見面便問起這個問題,黃侃馬上就說,這是夾帶進了宋人的校語。黃侃未翻原書就解決了吉川幸次郎積蓄已久的疑惑,令后者佩服不已。在與黃侃進一步交流后,吉川幸次郎不禁感嘆:“這人才是真正認真讀書的人!”

《黃侃日記》手稿

讀書而“擇要”,可以事半功倍,黃侃對自己的老師劉師培的學問十分敬佩,而劉師培即是民國時期年少成名的俊杰。黃侃曾云:“讀天下書,至死不能遍,擇其要而已矣。劉申叔年三十五而學成,亦得擇要之法。”就是此意。劉師培正因為讀書能擇其要,故三十五即學成,比之于皓首窮經而不得其法的人,所得要更迅捷而遠大得多。

黃侃讀書擇要而熟讀的法門,其實正是中國傳統士大夫守之有素的風習。曾國藩說:“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意謂古今著述宏多,就像長江大河中滔滔不絕的流水,一個人要想盡數喝干,那只是天方夜譚,所以必須守約,擇取重要的部分熟讀精思。他還舉了韓愈的例子,說韓愈作為千古大儒,平生所服膺熟讀的也就寥寥幾種書而已。讀書既然有所選擇,那么對所選擇的重要典籍,就切須精熟。朱熹云“讀書不貴多,只貴熟”。又說:“讀十通,與讀一通時終別。讀百通,與讀十通終自不同。”這是說讀書貴熟之義。從這些先哲嘉言中,我們正可以看出黃侃讀書“擇要”的文化淵源。

讀書須擇要而精熟,而在讀的過程中,又不能雜覽旁收,分散精力,尤其是很多大部頭的書籍,是需要有一以貫之的精神來閱讀的。《論語》記載子路,說“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即是說子路獲得了一些知識后,如果未能透徹消化運用,便絕不貪多務得。黃侃在日記里曾記載自己讀《清史稿》事云:“自后當以全力治《清史》,《清史》未畢,萬萬勿讀他書。予年來每每兼點兩書,此最誤事。《韓非子》曰:‘數變業者無成功。’戒之哉!”即是此意。

黃侃對基本典籍的精熟,用功的刻苦,也得到很多同時代學者的肯定。他在北大本屬于守舊派,對提倡白話文學的胡適、錢玄同,皆不假辭色,甚至嗤之以鼻,雙方壁壘森嚴,但是他的學問,卻也很讓胡、錢等人欽佩。胡適曾經評論學者林損說:“公鐸(林損)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罵人,不用功,怎么會給人競爭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黃季剛,他們天分高,他們是很用功的啊。”可見胡適對黃侃的用功有很深的印象。

同樣致力古典學問的張舜徽,在自己的日記中也曾與駱鴻凱評論過黃侃,他說:“黃氏以聰明睿智之資,而治群經小學極其勤苦,讀書無一字跳脫,此所謂守之以愚者也,故所詣獨有千古。”

天分高,卻不濫用,選定自己的方向,便孜孜不倦地耕耘,這便是張舜徽稱許黃侃“守之以愚”的精神。

黃侃批校《說文解字》

廣購書以備讀

黃侃對精讀的書選擇甚嚴,用功甚深,但他又絕非故步自封、拘守一隅的淺陋之人,在精讀之外,他有不少泛覽之書,這從他購書之廣中亦可看出。愛書之人往往喜購書,一冊在手,筆墨精好,摩挲不忍釋,是書齋中一大樂事。黃侃購書并非如普通藏書者只為裝點門面而已,他所購的多是對自己學問有用之書,只要有用,即使書價甚貴,黃侃也不惜解囊。徐有富曾在其《黃侃讀書法管窺》一文之“得錢隨分付書坊”中談及此點。

如黃侃曾節約日用,花了四年時間購齊《四部叢刊》,這令他高興不已,雖然購書的價格不在小數,但他依然“夜以名酒慶之”——用現在的話說,他就是因為購齊這套好書而“開香檳”慶祝,可見他的愛書之誠。還有一次,他購得新出影印《四庫全書》中的《舊五代史》,覺得“印既精工,紙復絜致,與原本無異,真好書也”,于是“執玩反復,喜不自勝”。黃侃在日記中記載,自己于短短三年中,為購書就幾乎花去了八千元,這在民國時期,是很令人咋舌的數目了,為此他解釋道:

寒士為此,寧非甚癡?但愿于學略有成就,而我子孫亦稍能誦讀愛惜之。然架上宜有之書,所缺尚不尟,后此當思時時買之。

所謂“架上宜有之書”,便是黃侃認為于學問有益之書,他又曾云:“書之要者,亦非一旦可備,若講求版本,乃藏書家之事,我輩但求讀書而已。”道出了他購書以備讀的志趣,這與只知蒐討各種秘籍珍本以充插架的人是有云泥之別的。由于是為了有益于學問,所以黃侃的購書有兩個特點:一是不為自己的興趣所限,只要書有用即購入,這樣便避免自己變得狹隘;二是系統性地購書,求全求備。他若想了解研究某一領域的知識,便先列出該領域相關書籍之目錄,然后按圖索驥,大量購買,依次閱讀,這樣對一門學問的了解方能深入透徹,而不是淺嘗輒止。

他對金石甲骨相關書籍的蒐購,亦可以看出他廣購書以備讀的特色。黃侃的學問本來并不在金石甲骨之學上,他提倡讀常見書,對當時關注出土文獻的人都不太瞧得上,他對王國維很有疵議,曾在日記中大發責備之語。王國維弟子的姜亮夫曾去拜訪他,他也頗為輕視,說:“其人蓋用心于龜殼子者……非吾徒也。”但若細讀他的日記,會發現他曾大量購入金石甲骨文字方面的書籍,如1929年他先后托人購買了《金石圖》《金石苑》《小蓬萊閣金石》《兩漢金石記》《愙齋集古錄》《清儀閣古器物文》《增訂殷墟書契考釋》《鐵云藏龜之余》《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菁華》《秦漢瓦當文字》《秦金石刻辭》《雪堂所藏吉金文字》等書;在購書的同時,他也認真地校讀相關書籍,如在1929年日記中,他提到自己搜羅宋人金石書已經頗為完備,準備按順序將《集古錄》《考古圖》《嘯堂集古錄》等九種金石書讀畢。金石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本來與文字之學關系密切,黃侃雖不以金石甲骨文的學問為然,但是依然廣泛地搜集閱讀相關的書籍,不斷拓展自己學問的邊界。

黃侃手批《爾雅義疏》

 有定、有恒之學

 黃侃的學生曾記錄他的講學之語,其中有“讀書宜注意三事”之說,第一件事便是“有定”,指“時有定限,學有定程”;第二件事是“有恒”,也就是不生厭倦之心,養成精勤之習慣,功課絕不寬假,即使有間斷,也必須補作。黃侃自己讀書,確實也依照這樣“有定”“有恒”的規矩。黃侃夫人黃菊英曾追憶,黃侃每日從清晨五時起就開始讀書,絕不間斷,晚上也堅持寫札記和日記,一直要到半夜,讀書時,他又是圈點,又是加批,非常勤奮。

 書齋之外的黃侃非常活潑,他好喝酒,好聽戲,好游覽,好與朋友聚會,在他的日記中,常常能看到他與友人飲酒歡聚,手持蟹螯、酒杯,吟詩作對的記錄,但難得的是,一旦回到書齋,他似乎就馬上忘記了宴飲之事,開始在熒熒燈火中讀書,像1931年12月12日,他在日記中記自己“午后,持螯痛飲,入夜醉眠”,但是隨后又記“中夜,看真西山、北山、深寧學案”,即使大醉,半夜醒來依然繼續讀《宋元學案》。

 黃侃讀書是有“日課”的,有時候是在年初進行規劃,比如1922年新年,他即在日記中記下“今歲所擬為之事”,其中就包括了:一、著手為《經典集音長編》;二、賡前治《說文》;三、翻史籍,輯《文章志》;四、繕錄文詩稿。這計劃里不僅有讀書,亦有著作的規劃。更清楚的是1928年7月3日,他在日記里改定了自己的功課,分為六門,即每日臨漢簡;校《經典釋文》二卷;點經疏二卷、《新唐書》一卷、《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五卷;翻有關實學之書;撰作;鈔詩。

 他這一年每天的功課,都寫定在了自己的日記里,日日如此,絕不間斷,即使有雜事妨礙,第二天也一定繼續。比如在7月9日,有友人來找他共進晚餐,與他聊天至十一點,結果當晚的功課未完成,但第二天的日記中,他即補上:“卯正起,仍復常課。”這一年7月中旬似乎很熱,他在11日的日記里寫道:“晴熱(九十度)。晝夜喧擾,不得讀書。”于是便打算早起到雞鳴寺去借地看書。起床后,他先到金陵大學去,發現好友汪東的辦公室很涼快,干脆就在汪東的辦公室里坐下讀書。在這樣燥熱的一天中,他依然翻《新唐書》、擬宋祁文章、擬唐詩五七言、臨漢簡、鈔詩、閱《全后漢文》,功課一點沒落下。

 這年8月19日,他又修訂了日課:“鈔《古詩存目錄》;校《經典釋文》;點《全上古》至《隋文》《全唐詩》;翻群書屬于目錄金石者;臨漢晉簡牘;選擬宋子京文;讀《河岳英靈集》。”

 他日課的調整,與他讀書的進度是關聯著的,不過大體的形式未變,依然是抄書、校書、點書、翻書、臨摹、作文幾項,有泛覽亦有精讀,動手動腦,極為充實,從中可見他教誨學生“時有定限,學有定程”之意。

 黃侃所作讀書功課,并非泛泛讀過而已,精讀的書,他必定要上手標點,隨時抄錄,讀后又反復溫習,如“十三經”便是他時時溫習的書籍。在教導學生時,黃侃又曾說,一個人治學,在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內,就需要有一定的成績,否則性格懦弱的會變得頹廢,而性格強勢的就會變成不學之妄人。孔子曾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說的也是此意,黃侃將這個時間提前了二十年,變成“二十三十而無成,斯亦不足畏也已”。說這樣的話,黃侃確實也有如此的底氣。

 黃侃讀書最惱恨的是“煞書頭”,這是他發明的新詞,意思是讀書不終卷,讀了個開頭便中斷不讀,他讀書講究的是從頭至尾,一字不輕易放過。他每讀一書,都極有恒心,如他1931年10月在日記中記錄溫習十三經,從《詩經》始,隨后陸續圈點《孝經》《論語》《周禮》《谷梁傳》《公羊傳》《儀禮》《左傳》《禮記》等書,至1932年5月13日,才在日記中記下“至是,十三經俱溫畢……雖逃難來燕,亦未敢無故輟業,豈曰好學,遣憂而已。”1932年2月,為避日寇侵擾,黃侃攜家從南京避難至北平,從是年2月到5月28日,黃侃的日記都題作“避寇日記”,但在這樣混亂的局勢中,他的日課仍不間斷,必將計劃之書圈點完畢方休。

 當然,黃侃討厭“煞書頭”,最有名的例子還是他去世前讀《唐文粹補編》的掌故,這在他的日記中也有記錄。1935年8月2日,他在日記中記錄自己讀《唐駢文鈔》畢,感嘆道:“此書歲余始點完,此后不敢輕煞書頭矣。”在讀完后,他馬上又開始溫習《唐文粹補編》,但在幾天后的重陽節,他因食蟹飲酒導致胃血管破裂,遂遽爾去世。據其弟子在他日記絕筆后記載,他在彌留之際,依然“伏案點《唐文粹補編》,力疾將末二卷圈點訖,甫閣筆,又大吐,皆瘀血,趨就床臥,暈眩少愈。”至死仍不欲廢業,他“有恒”的精神,于此可見一斑。

 圈點、批注、讀寫結合

 讀書看起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似乎從書架上拿下一冊書,便可翻閱。但黃侃讀書的方式,卻很傳統,或者說,有些“煩瑣”,從前文所列舉他的日課,便可略窺一斑。

 他每日讀書的工作,有鈔、校、點、讀、翻、臨、擬,形式非常多樣,不僅用眼,還用手,真可謂是“不動筆墨不動書”的典范。在這些不同的形式背后,是有著黃侃不斷沉潛涵泳的體會在的。鈔,即是抄寫,最費功夫,因此黃侃所抄的,以儒家經疏和對自己治學有用之條目為主。黃侃對儒家的經疏反復溫習、不憚抄寫,1928年農歷八月八日的日記中,他專門提到自己抄經的日課,云“始定鈔經課,日四葉,葉二百五十六字”,也就是每天抄寫四頁紙,每一頁抄256字。至11日,又改成了“此后日五葉,以有提行空格,必五葉乃能溢出千字也”。合計起來,基本也都是每日抄經千字有余。從8月8日至9月18日,他陸續抄了《孝經》《爾雅》《論語》約114頁,在抄寫的過程中,還伴隨著溫習與讀誦,通過這樣的抄寫,他對經疏原典,便有了超過一般人的熟悉。除了抄寫原典,他還常常在日記中系統地抄錄與自己研究相關的文獻,比如他曾在日記里抄錄了大量《通俗編》中所錄的古人詩文用俗語的材料,為的是考察古代詩歌中運用俗語的情況。

 校,則是校勘,讀書必校勘,這是清代人治學的一貫特色,因為古書流傳中,常常會有這樣那樣的訛誤,有些質量不高的版本,不僅令人難以卒讀,更可能讓人對原文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清人講考據,很在意書籍版本的優劣,因此在讀書時常常要加以校勘,至有“書不校則不能讀”的說法。黃侃自小承襲家學,在讀書上也謹守清人的學風,常以校讀的方法來讀書。比如黃侃在讀《經典釋文》的《周禮音義》時,便“以《周禮》經注本與《音義》對看,分別經注,以朱筆在注字旁作一勒,以便尋討”,通過與《周禮》經注本的對比,便更能明了《經典釋文》中所列經、注之分別。他回復吉川幸次郎關于《經典釋文》問題,之所以能那么敏捷而準確,與他校讀此書所花的功夫分不開。他讀《文心雕龍》,亦廣取諸本進行校勘,以此往往有得。如《文心雕龍·辨騷》中有“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黃侃對“菀其鴻裁”一句始終不明其意,后得唐寫本《文心雕龍》校對,方知應是“苑”字,“苑”字與“獵”字相對而言,指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辭為模范,而心巧之人亦可擇取其中艷辭以助文章,如無唐寫本之參照,是得不出這樣的領會的。

 點,即是圈點,古書并沒有今天書籍中這樣完備的標點符號,因此古人讀書常須自己動手標點,唐以前已經有了“學問如何觀點書”的諺語,可見標點對讀書的重要性。然而標點不僅是斷句而已,它也包括了提要鉤玄的圈點。圈點書籍,往往是考察一個人的章句之學,黃侃對此極為看重,他曾告誡弟子說:“為文必先讀經,而讀經先要明句讀。未有句讀不明,而能探索經義者也。”又引黃以周語說:“凡學問文章,皆宜以章句為始基。”他要求學生治學用功的法門,就是圈點書籍,每個人至少都應該圈點書籍五部。

 黃侃在圈點書籍時,會利用不同的符號來標記原文的不同意義,凡經他點過的書,學術價值都很高,所以他的點書在近代學人中是很有名的。據他學生回憶,顧頡剛在主持二十四史斷句時,還曾采納了他批點《資治通鑒》的一部分成果。黃侃日記中最常見的,就是點書的記載。他也常常將自己點過的書籍作為教本給學生抄錄,以此來達到教學的目的。他的學生潘重規說,他剛入門時,黃侃便要求他圈讀《十三經注疏》,又將自己圈點的十三經白文交給潘過錄。后來黃侃復將自己手批的《說文解字》《爾雅義疏》給潘重規抄錄,并時時檢查他抄錄的進度。殷孟倫初入門時,黃侃亦要求他一年內圈讀完十三經,又將自己批點的《經典釋文》交給他過錄。

 長子黃念華能讀父書,黃侃對他教導極嚴,照其弟子楊伯峻的回憶,黃念華在北京時,黃侃囑咐他每天點讀一卷《漢書》,就算是開學了也不例外,黃念華也謹遵父命,從未懈怠。在1922年1月11日的日記中,黃侃記載自己準備了一部十三經,特地加以圈點校勘,以作為課兒的讀本,“予既點注、疏,因以墨本校是本訛字,且斷句讀,將以授兩兒”。可惜黃念華早早地感染了肺結核去世,令黃侃非常哀慟,以至于他在很多年后都不忍心再翻閱這部白文的十三經。

 鈔、校、點三種方法,學術的色彩較為濃厚,與此相較,讀、翻、臨、擬就輕松一些了,讀稍嚴肅,多半是讀經讀史或重要的典籍,溫習之功也在其中,這種讀往往不需要另外再鈔、校,因此速度略快。翻則是泛覽,或為了研究而尋覓材料。比如他讀王闿運的《湘綺樓日記》就屬泛覽。臨則是書法的臨習,黃侃書學歐陽詢,很下功夫,1928年時他還以漢晉簡牘為臨習日課。擬則是模擬文章,與臨一樣,都屬于創作的部分。

 之所以要進行這么多的工作,是為了能更深入地領會經典,涵泳其滋味,以防匆匆閱過便如云煙過眼,一本書讀畢,卻依然頭腦空空。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細讀的法門,很多經典是需要細讀的,囫圇吞棗,在把握其意涵時很容易犯錯。黃侃曾在日記里舉過自己的一個例子:

 閱書太速,必有破句。檢昨點邢疏“聽訟”章,疏引王弼《易·訟卦》注云:“物有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不知何緣于“職”字、“爭”字、“訟之”字絕句,直是不諳文句者所為,恐平生點書類此者不少。

 黃侃有一次檢查了自己前一天點讀的文章,發現因為讀得太快,因此讀破句了,心里很是懊惱,可見點讀確實能促使自己不斷反省對于文本的認識,不至于一讀即過,有問題也無法發現。黃侃的一天,就是在這種鈔、校、點、讀、翻、臨、擬中度過的,而這種書香的生活伴隨了他的一生。中國古典的讀書傳統,正是在這樣日復一日的讀誦中,得到了傳承與弘揚。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