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柏峰(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山川壯麗的關中平原東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經兩度在渭南的鄉(xiāng)居生活,是白居易難以忘懷的人生階段,也對其詩歌題材的拓展與審美傾向的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

重慶忠縣白居易塑像 資料圖片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家世及遷徙歷程,據《舊唐書》之《白居易傳》云:“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鍠,歷酸棗、鞏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yè),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齊,賜田于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于下邽,今為下邽人也。”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其遠祖是秦朝名將白起,白起為秦國統一六國立下大功,被秦王封為武安君。他后來慘遭奸人陷害,被賜死于杜郵。秦始皇統一天下后,追念白起當初的功勞,封其子白仲于太原,于是,白家世代為太原人。白起之后二十三世孫白邕,在后魏曾經擔任過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孫白建,擔任過北齊的五兵尚書,當朝賜田于韓城,白家從太原遷徙到韓城。白建的曾孫白溫曾經擔任過唐朝的檢校都官郎中,這時白家才遷徙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經過“安史之亂”逐漸趨于衰落的時代。雖然從表面上看,社會秩序暫時恢復安定,但是已經不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的城市繁榮、人口稠密、流通興旺的強盛境況了,而是宦官專權、藩鎮(zhèn)割據、黨禍不斷的局面,處在這歷史夾縫里的唐王朝,雖然有過短暫的中興,然而,風雨飄搖動蕩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歲,這年的暮春時分,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泛渭賦》里說得非常明確:“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為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所謂“卜居渭上”,是指歸居下邽縣義津鄉(xiāng)金氏村——因為此地曾經是漢代金日磾的封地,也許是其后人聚攏居住在這里,故名金氏村吧。由于千余年來地名沿革變化,金氏村早已不復存在了,那么,金氏村如今在何處呢?據鄉(xiāng)土學者嚴謹的考證,即今天的渭南經開區(qū)信義街道紫蘭村。紫蘭村原名上太莊村,前些年因為村莊合并,始為今名。上太莊的村西,早先有一座興福寺,從20世紀80年代發(fā)現的《重修紫蘭寺告竣碑記》得知,石佛“能以身之潤燥徵歲時之豐歉,白公感其靈,乃制紫衣以獻之,始更名為紫蘭寺”。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自然平靜而歡暢,社會相對安定平順,“朝野無事,人物甚安”——這是他直觀而質樸的感受。前幾年,白居易幸運而必然地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進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更何況,“慈恩塔下題名處,二十七人最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間放射出來耀眼的光芒。進士及第,在唐朝是讀書人最大的夢想與榮耀,也是“釋褐”的必備條件,而從此走上仕途。第二年,經過吏部書判拔萃科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雖然官職不大,卻是良好的開端。更重要的是與元稹訂交,結為一生一世的好友。這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燦爛無邊。在這種背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義津鄉(xiāng)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樹,茅茨十數間”(見《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五《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其九》),想起來也十分寬闊,綠樹濃蔭,翠色透窗,這使得長期四處漂泊的白居易有了家的感覺,他非常珍視這個家。這天,他信步出村,只見村南滿地的桃林緋紅一片,白居易不由得吟誦道:

村南無限桃花發(fā),

唯我多情獨自來。

日暮風吹紅滿地,

無人解惜為誰開?

安排好家事之后,畢竟公務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金氏村故居。不過,在這段時間里,白居易經常來往于長安與下邽金氏村之間,他說:“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兩入。”他甚至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這里山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這里住下不走了吧,“便是衰病身,此生終老處”,何必為謀求一官半職而再出外四處奔走呢?然而,他剛剛步入仕途,還未真正嘗到世事的艱難,“達則兼濟天下”的宏偉理想依然還在激勵著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終于還是展翅遠飛了。

 任官周至與《長恨歌》

 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從故居返回長安后,與元稹居華陽觀一起苦讀,以應制舉考試。制舉考試,最主要的項目是試策——所謂的“策”,就是針對皇帝的“提問”做出自己的“對策”,而“策”的內容都是當前迫切的時政問題,考查考生的實際處理問題的能力。據這次,制舉考試,名目是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為了能順利過關,他與元稹在永崇里華陽觀一塊積極備考,撰寫出的《策林》,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統地論述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

制舉考試,白居易入四等,這是白居易后來引以為豪的事情——“十年之間,三登科第”。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擔任左拾遺,白居易授周至縣尉。

《舊唐書》之《白居易傳》說,“居易文辭富艷,尤精于詩筆。自讎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首,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畿甸,是指周至,《長安志》卷第十八載:“周至縣,唐畿,東北至(京兆)府一百三十里”——這段話,是說白居易在周至寫出了數量甚多的“箴時之病,補政之缺”的“諷喻詩”。其中有反映殘酷現實的代表作《觀刈麥》。這首詩描寫了關中麥收時節(jié)的農忙景象,對造成人民貧困之源的繁重租稅提出指責,對于詩人自己無功無德又不勞動卻能豐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的冬季,在陳鴻、王質夫等朋友的邀請下,“暇日,相攜游仙游寺”,酒宴上,他們在一起,談論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說到興奮處,當時,王質夫舉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慫恿地說:“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于是,“深于詩,多于情”的白居易,創(chuàng)作了出千古名篇《長恨歌》。此詩分四層:第一層,從唐玄宗好色廢政寫起,采取烘云托月的藝術手法,突出描繪楊貴妃嫵媚萬千,天生麗質,令“六宮粉黛無顏色”,對李隆基與楊貴妃的男歡女愛,濃墨重彩,大肆渲染,然而,她恃寵而驕,全家跟著雞犬升天,為以后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蓄滿內在張力;第二層,由“喜劇”截然轉折為“悲劇”:安史亂起,玄宗倉皇逃蜀,馬嵬兵變,貴妃香消玉殞;第三層,白居易集中筆墨著力刻畫唐玄宗對楊貴妃睹物思人的萬千思緒;第四層,從楊貴妃落筆,既寫她萬種風情萬種儀態(tài),又寫她寂寞幽怨的心理,表現出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的真情和永結連理的誓愿——這部分寫得真情綿密感人至深,浪漫色彩極其濃厚,然而,畢竟陰陽兩隔,幽會之好景不長,最后以“長恨”收筆。

白居易創(chuàng)作《長恨歌》,通過寫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達到“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的諷喻作用,然而,隨著故事情節(jié)的推進,由實寫轉而為虛寫,或者說,由客觀的描寫轉化為浪漫的描寫,因而此詩也有了對忠貞不渝的愛情歌頌贊美的思想,他自己后來也說“一篇長恨有風情”,這里不去探討。

 官拜授左拾遺

 白居易的詩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階層人的喜愛和傳吟,也“流聞禁中”。此時,唐憲宗勵精圖治,喜歡直言納諫之士,在元和二年(807)的秋天,下詔將白居易自周至調京兆府擔任進士考官,試畢,由集賢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學士,得授左拾遺,策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牛增孺、皇甫湜、李宗閔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對策語直,泣訴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考官因之被貶。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考官不當被貶。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與牛增孺等各結黨,是為“牛李黨禍”從此而起。白居易也因此而受李德裕排擠。淮南節(jié)度使王鍔入朝,多進奉,謀為宰相,白居易上《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力諫不可。他屢陳時政,請降系囚,蠲租稅,絕進奉,禁掠買良人等,因為諫言切中時弊,被朝廷所認可。

白居易就這樣“位未足惜,身未足愛”(左右拾遺是從八品),履職“天下利病無不言”拾遺生涯,覺得這是實現“達則兼濟天下”政治懷抱的好平臺,客觀地說,白居易大多所“諫”,畢竟事關社稷蒼生,唐憲宗皆從之。元和四年(809)的十月,成德節(jié)度使王承宗叛,唐憲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引起大家不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人”,白居易激切抗爭,“辭情切至”,甚至當面指責唐憲宗。唐憲宗很不高興,《舊唐書》之《白居易傳》云:“上頗不悅”,給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好在李絳對這件事的態(tài)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對唐憲宗說:“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緩和了氣氛,平息了唐憲宗的怒氣。

然而,這次上諫的后果很快顯現出來,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遺任期將滿,唐憲宗找了個理由讓白居易改官走人。這段意氣風發(fā)的“身是諫官,月請諫紙”的翰林學士兼拾遺的政治生涯,從此完結了,是對白居易從政以來抱有“志在兼濟”的遠大理想的重大打擊,原先“誓酬君王寵,愿使朝廷肅”“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的愿望,現在落了個“入仕欲榮身,須臾成黜辱”的下場。

白居易大約從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諷喻詩170余首,基本寫于此時。早期的白居易屬于政治理想主義者,大量創(chuàng)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諷喻詩,以期裨補時闕,詩風冷峻犀利,鞭撻有力,使那些“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zhí)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見《與元九書》)卻得到老百姓的歡喜,得到廣泛的流傳,元稹說,“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見《白氏長慶集序》)。白居易自己也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xiāng)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與元九書》)。趙冀在《甌北詩話》里嘆曰:“是古來詩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廣者”。白居易的諷喻詩之所以受到人們的普遍傳頌,因為他在詩中揭露了當時的社會黑暗現實,激切的內容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鳴,具有強烈的思想和認識價值。

 丁憂紫蘭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親陳氏因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長安宣平里第,還不到60歲。按照古代的禮制,父母親去世的三年內,要服喪守靈,不能工作。他含悲忍淚,帶著喪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憂”渭上,全家遷回下邽縣義津鄉(xiāng)金氏村,將母親葬入白家祖墳。“丁憂”故居,由于前述的原因,白居易的心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樣,在《重到渭上舊居》詩里,他寫道:

舊居清渭曲,開門當蔡渡。

十年方一還,幾欲迷歸路。

追思昔日行,感傷故游處。

插柳作高林,種桃成老樹。

因驚成人者,盡是舊童孺。

試問舊老人,半為繞村墓。

浮生同過客,前后遞來去。

白日如弄珠,出沒光不住。

人物日改變,舉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顏銷不歇,白發(fā)生無數。

唯有門外山,三峰色如故。

從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六年(811),也就七年的時間,白居易在這首詩里謂“十年方一還”,是概數而言。僅僅幾年時間,舊居的村莊就發(fā)生了這么大的變化,當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條,已經蔚然成林,所栽種的桃樹苗成了老樹,“試問舊老人,半為繞村墓”,自己呢?“朱顏銷不歇,白發(fā)生無數”。這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傷情緒低落……剛料理完母親的喪事,淚水還沒有擦干,愛女金鑾子又不幸夭折了,年僅三歲,這真禍不單行,雪上加霜,“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結為腸間痛,聚作鼻頭辛”,白居易一時間掉入了痛苦的深淵,病倒了,“形骸日損耗,心事同蕭索。”這樣的苦痛該如何解脫呀?“我聞浮屠教,中有解脫門”,他愿意“置心為止水,視身如浮云”“抖藪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胡為戀此苦,不去猶逡巡?”——欲遁入佛門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興福寺,因為白居易“制紫衣以獻之,始更名為紫蘭寺”——也許,在極度痛苦中,只有專心禮佛才能暫時得到精神上的解脫,故有此舉,當為史實。

元和七年(812)的深秋,白居易把祖父锽、祖母薛氏的靈

陜西渭南白氏家族陵園 柏峰攝

柩,分別從權厝于下邽縣下邑里、新鄭縣臨洧里“遷葬于下邽縣義津鄉(xiāng)北原”(見《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同時,也把其父白季庚的靈柩從“權窆于襄陽縣東津鄉(xiāng)南原”(見《襄州別駕府君事狀》)遷回與母親合葬在一起。次年二月,從符離縣之南偏,將外祖母與幼弟白幼美的靈柩遷葬于北原。這是他丁憂故居期間,全力為之的事關孝道的大事情,完結了多年懸掛在心頭的念想——白居易兩年內連續(xù)經歷了這么多的大事,花費自然不小,丁憂期間又無俸祿,長兄白幼文病養(yǎng)符離,估計也沒有多少資助,家中生計陷入窮困之中。

為了排解心中的憂愁,天色晚了,白居易順腳走出家門,去田間散散心:“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獨出前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也許在這遼闊的田野里,凜冽的秋風,能吹散心頭的郁積,村子南北空曠無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佇立在地頭,看著月光下如雪的蕎麥花……或者在蒙蒙細雨里獨自一人到村外渭河沙灘上去散步:

渭水寒漸落,里里蒲稗苗。

閑傍沙邊立,看人火葦苕。

近水風景冷,晴明猶寂寥。

復茲夕陰起,野思重蕭條。

蕭條獨歸路,暮雨濕村橋。

他想將自己的愁苦排解在大自然的優(yōu)美景色之中,聊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直到陰風吹起,天際飄灑著蒙蒙細雨,天色已暮,這才踏著潮濕的小道回家。要不,他就持一竿竹,在河邊垂釣:

渭水如鏡色,中有鯉與魴。

偶持一竿竹,懸釣在其傍。

微風吹釣絲,裊裊十尺長。

誰知對魚坐,心在無何鄉(xiāng)。

昔有白頭人,亦釣此渭陽。

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

況我垂釣意,人魚又兼忘。

無機兩不得,但弄秋水光。

興盡釣亦罷,歸來飲我觴。

“身雖對魚坐,心在無他鄉(xiāng)”,他想起遙遠時代的姜太公了。當年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邊垂釣,但那是“釣人不釣魚”,希冀有人上鉤,以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這與自己多么相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終被周文王請去干了一番大事業(yè)。而自己呢?當今的“周文王”在哪里?他想到這里,又不禁心頭一沉,頓生惆悵,他又坐不住了,急急地收起釣竿,默默地走回家去;回到家里,又獨自舉杯,以酒澆愁。

白居易《渭上偶釣》詩意圖 資料圖片

白居易身體“本來形體羸”,而這一連串的打擊,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堅持自己是正確的,再三檢點,沒有絲毫的個人利益夾雜其中,全是為了社稷蒼生,盡管憂而成疾,卻不改變其主張,“唯有病客心,沉然獨如故”。但這有用嗎?因而又有“去國固非樂,歸鄉(xiāng)未必歡”“何須自生苦,舍易求其難”的情緒流露——古代的知識分子總是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白居易表現得更明顯一些,遇到挫折便想放棄自己的主張,《遣懷》這首詩就表現了他矛盾與糾結的心理:

樂往必悲生,泰來由否極。

誰言此數然,吾道何終塞?

嘗求詹尹卜,拂龜竟默默。

亦曾仰問天,天但蒼蒼色。

自茲唯委命,名利心雙息。

近日轉安閑,鄉(xiāng)園亦休憶。

回看世間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無所求,庶離憂悲域。

鄉(xiāng)村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他們衣不遮體,燒著“蒿棘火”取暖,而村巷里有的人家因貧窮而不斷發(fā)生親人的喪亡,凄慘的哭聲令人同情與傷悲,白居易寫下了這令人揪心的哭聲,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昨日南鄰哭,哭聲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聲又何切!

云是母哭兒,兒年十七八。

四鄰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發(fā)。

??此刻,他聯想到自己:

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

褐裘覆紖被,坐臥有馀溫。

幸免饑凍苦,又無壟畝勤。

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覺悟,在其時算是進步的思想,說明了他對老百姓的苦難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內有藩鎮(zhèn)割據,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為減少,卻供養(yǎng)了大量軍隊,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侶、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農民負擔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對此深有體驗,他在另一首詩中所寫的“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一樣,這是他對鄉(xiāng)村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寒冬臘月天,“歲晏無口食”的窮苦人家的婦女兒童,穿著破爛的衣服,冒著如劍的西北風,到田野里采地黃,從凌晨采到黃昏,采得了那么一點點。“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愿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這是一幅多么辛酸悲慘、目不忍睹的生活圖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憂到了除服時間,但出仕毫無音信,他于是決計務農為生:

猶須務衣食,未免事農桑。

薙草通三徑,開田占一坊。

晝扉扃白版,夜碓掃黃粱。

隙地治場圃,閑時糞土疆。

枳籬編刺夾,薤壟擘科秧。

穡力嫌身病,農心愿歲穰。

朝衣典杯酒,佩劍博牛羊。

困倚栽松鍤,饑提采蕨筐。

引泉來后澗,移竹下前岡。

生計雖勤苦,家資甚渺茫。

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

這首寄給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長詩,固然有虛構的藝術成分在內,然而卻是他在鄉(xiāng)村真實的農民生活記錄,不然,寫不出如此的務農生活細節(jié)。整天在地里忙活,身體也強壯起來,他《得袁相書》詩中形容自己:“谷苗深處一農夫,面黑頭斑手把鋤。何意使人猶識我,就田來送相公書。”袁相,即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時,袁滋由尚書右丞出刺華州,由此相識。此時,任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若不是郵差趕到地頭送來袁相的信件,有誰還認識他是白居易呢?在下種收割的過程中,覺得種地來得實在,也感到踏實,“莫戀長安道,莫尋方丈山”“不如歸山下,如法種春田”,又說:

種黍三十畝,雨來苗漸大。

種薤二十畦,秋來欲堪刈。

望黍作冬酒,留薤為春菜。

荒村百物無,待此養(yǎng)衰瘵。

葺廬備陰雨,補褐防寒歲。

病身知幾時,且作明年計。

白居易村居數年之后,思想感情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認為種田人是應該受到人們尊重的。在學農的過程中,他虛心向老農學習:“吾聞老農言,為稼慎在初”,并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誼:“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他也逐漸習慣了鄉(xiāng)居的生活,心態(tài)變得平靜下來,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園莽蒼經春早,

籬落蕭條盡日風。

若問經過談笑者,

不過田舍白頭翁。

??其二

門閉仍逢雪,廚寒未起煙。

貧家重寥落,半為日高眠。

這年的冬天,唐憲宗終于下詔,授了一個閑散職務左贊善大夫給白居易。從此他永遠離開了渭上紫蘭村……但是,家山長憶,無論是謫貶江州還是其他地方,故鄉(xiāng)仍然是白居易精神寄托和心靈的安棲之地,令他魂牽夢繞。離別家鄉(xiāng),心頭一陣酸楚:“掩淚別鄉(xiāng)里,飄搖將遠行”——是啊,此去不知何日還,他滿懷惆悵,踏上通往長安的古道。

??詩風轉折

白居易渭上丁憂期間,是其詩歌的重大轉型期,在傷痛憂患不斷的情況下,白居易詩興卻不曾減弱,有學者說他共寫有119首詩歌,仔細檢點,不算一題多詩,例如《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等,計有86首之多,大致分類,主要有描寫故里風土人情、反映當時鄉(xiāng)村社會現實和表達自己思想情緒以及與古人及友朋之間酬和等。

白居易從周至縣尉調任朝廷,擔任翰林學士及左拾遺這段時期,他勇于實踐“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政治主張,對這年科考風波的鮮明態(tài)度與抵制淮南節(jié)度使王鍔入朝,與圖進奉、賄賂宦官而求宰相之職,力諫不可,還對氣焰囂張的吐突承璀等宦官給予了公開的彈劾,甚至觸怒了唐憲宗。傅璇宗先生認為,“五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峰”(見《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即他諷喻詩所創(chuàng)造的“一個高峰”。高峰過后就是低谷,后來白居易的改官,接著丁憂渭上遭遇的個人種種傷痛憂患,“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沖擊”。在這個背景下,反映在詩歌寫作上,便有了一個新的轉折——由此進入傷感詩寫作。

 丁憂渭上的鄉(xiāng)居歲月,是白居易的人生與思想及詩歌寫作重要的轉折期,在秉持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同時,開始出入于道釋,尤其是在其詩歌寫作上,漸漸消減了諷喻的社會功能和政治影響,而轉向抒寫內在的個人的情感與哀愁,開啟了傷感詩的寫作階段——這個過程還將持續(xù)到以后的歲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傷感詩,力作萃于退居鄉(xiāng)村故居這個時期。

 《光明日報》( 2023年02月0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