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中”是《魯迅全集》的書信和日記中出現多次的重要人名,貫穿于1924年1月至1936年7月。此前學界對李秉中的關注,依據的文獻以魯迅的書信和日記為主,并無當事人李秉中的陳述文字。現從南京版《新民報》1936年10月26日第4版鉤沉出李秉中的紀念文《魯迅先生遺書一束》,并結合魯迅去世后他致許廣平的兩通信札(1936年10月20日、1937年6月21日),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秉中的為人與處事,以及他對魯迅真摯的師生情感?！遏斞赶壬z書一束》寫于1936年10月魯迅去世一周內,本屬悼念與紀念性質的文章,但并未收入追憶魯迅的相關資料匯編。李秉中接受《新民報》總主筆羅承烈之約請而寫此文,內容可信度較高,亦透露了與魯迅交往的部分生活細節。

一

魯迅的書信和日記里,李秉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名字。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作為參考版本進行統計,魯迅日記里出現“李秉中”132次,年份主要集中在1924至1936年①。收錄在《魯迅全集》書信卷內魯迅致李秉中信札總計21通,集中在1924年、1926年、1928年、1930年、1931年、1932年②。另,《魯迅藏同時代人書信》(孫郁、李亞娜主編,張杰編著,大象出版社,2011年1月)內收李秉中致魯迅信札共8通,其中1925年的信札共7通③;《魯迅藏明信片》(孫郁主編,大象出版社,2011年1月)書內,還收錄有李秉中寄呈魯迅的明信片3枚(列寧墓、偉大的銅像、中國城),呈送時間為1926年5月10日?！遏斞秆芯吭驴愤€透露過北京魯迅博物館所藏的、李秉中贈送給魯迅的書籍,包括《觀光紀游》的書影、題跋,外文本《當代國內外木刻》和給《魯迅翁遺書》寫的跋文。魯迅去世之后,李秉中與許廣平仍保持著聯系,現存李秉中致許廣平信札2通,寫于1936年10月20日和1937年6月21日。

這是目前學界可以用于闡釋魯迅與李秉中關系的相關文獻,體量并不大,并且來自魯迅的文獻多于來自李秉中的。這種不對稱性,導致學界對李秉中與魯迅關系研究始終圍繞魯迅如何影響著李秉中(要申明的是,這種闡釋本來也是無可厚非的)。

有趣的是,魯迅在現存的1929年5月21日給許廣平、1932年5月4日給母親魯瑞的信札中,均提及李秉中(或以“李執中”代稱之),可見李秉中與魯迅私人交往的密切程度,甚至還在親友圈中有一定的影響力。1937年6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出版《魯迅書簡》時,許廣平就把魯迅致李秉中的兩通信札納入,且把9月24日夜的那通信排在首位④。從中可看出,當許廣平發出呼吁征集魯迅書信時,李秉中至少是積極響應倡議的七十多位重要參與人之一⑤。其實,1938年版《魯迅全集》最初籌劃出版之時,李秉中就與許廣平保持著聯系,通報過當時國民黨的書報審查機構之內幕,這就是1937年6月21日致許廣平的那一通信札:

景宋師母:

福安。月余未緘候,無任抱歉。離京兩次,行色匆匆,心緒不寧,未能執筆。內子又入院生產,一切煩瑣之事令人頭痛。昨始自廬山返京,得內政部批及執照九紙,已囑何君先將執照寄呈,想已收到。茲再寄上部批法幣二元五角,敬禮!查收賜復?！恫蝗凰募?可暫時抽出,將來有機會時再加入全集。續送譯書三種,尚未批下,聞有問題,不識確否。書信紀念本之廣告未得見,請代留最精美本愿備價購買。全集究由何處出版?已有成議否?內政部批系十日送到,因中在廬山返京時,又因內子在醫院,故先見執照后見部批,遲遲寄呈,甚歉。中近又有陜北之行,惟何日出發尚未定耳。敬祝

平安海嬰弟無恙

李秉中

六月廿一日⑥

讀這通李秉中致許廣平的信札,既表現出李秉中對待魯迅書稿審查的公事公辦(有點秉公辦事的味道,先托同事何君將執照寄呈許廣平),但又包含著他從心底對作為老師的魯迅和作為師母的許廣平特有的敬重與牽掛,呈現出李秉中人性深處的復雜面。李秉中還表達了對《魯迅全集》出版的“建議”,認為《不三不四集》可以暫時抽出不出版?！恫蝗凰募芳础秱巫杂蓵返挠忠幻?收錄篇目為1933年1月至5月《申報·自由談》發表的四十三篇文章,此前曾因“內容多屬不妥,應全部禁止”被查禁,國民黨中宣部部長邵力子在回復許廣平時也有“不三不四集則可不要”⑦的建議。李秉中1940年去世于陪都重慶,此后他及其家人的相關情況沒入茫茫人海。不過,許廣平1942年對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所提“先生和誰的通信最多”的問題作答時,提到李秉中等跟魯迅通信的緊密程度,“而與李秉中、劉軍等通信亦不少”。⑧1946年10月魯迅去世十周年之際,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新版《魯迅書簡》(實際編輯為許廣平)收錄魯迅致李秉中的信札高達21通。1951年7月《欣慰的紀念》一書出版的時候,可以看出許廣平對李秉中仍是懷有好感的,書中收錄《魯迅和青年們》和《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幾個問題》兩篇文章,均正面地提及李秉中與魯迅的交往。1952年2月根據魯迅全集紀念委員會的紙型翻印的《魯迅書簡》(上、下兩冊),仍舊收錄魯迅致李秉中的這些信札。由此可判斷,作為編者的許廣平對李秉中并沒有后來研究界所認為的那種厭惡情感。

魯迅致李秉中書信之一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魯迅全集》出版時,盡管李秉中的政治身份在當時的政治話語中有點復雜,但全集編輯委員會在對他的文字注釋上,仍以“他在1923年的時候是北京大學學生,后入黃埔軍校,更后又曾在日本學習陸軍;同魯迅通信頗多”⑨、“李秉中,字庸倩,四川人,當時北京大學學生,后入黃埔軍官學校,1926年被派往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翌年又赴日本學陸軍,1932年回國,在南京國民黨的軍事機關擔任教官”⑩加以描述,客觀中性,并沒有因為他在國民黨所屬的藍衣社特務組織內任職而予以否定甚至批判。

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工作前期,注釋組的工作人員就為此專門采訪過與李秉中見過面的俞芳,采訪時間為1977年4月,俞芳是這樣提及李秉中的?:

李秉中,四川人,他家里很有錢,但是個孤兒,父母遺下的家產都被舅父霸占了,只身到北大念書,生活很苦,魯迅在北京時,李與魯迅關系較好,經常去磚塔胡同拜訪魯迅先生,一談就幾個鐘點。魯迅曾從各方面,包括經濟上給他很多幫助。后來李秉中進廣東黃埔軍校。畢業后在南京軍校工作,升得很快,大概做到訓育主任,成了將軍。他為國民黨服務,與魯迅走的是兩條路。聽說國民黨在上海通緝魯迅時,李秉中曾寫信給魯迅,表示他可在南京設法取消通緝令,但魯迅沒有同意,解放前夕,李秉中死于成都老家。

作為魯迅與李秉中交往的見證者,俞芳的敘述客觀而平實,正好對應之前1958年版《魯迅全集》對李秉中的兩條注釋文字,并與許廣平對李秉中的態度一致,還有學者努力對李秉中的生平細節有所增補?,逐漸完善魯迅研究界對李秉中生平的掌握程度。但在具體的學術研究展開過程中,李秉中的形象卻在階級論、政黨對峙觀念的主導下逐漸滑落向另一個面向,被定型為“曾經心想革命,雜念很多,終于走不上正路,蛻變墮落的人”?。特別是1936年7月13日李秉中致魯迅的那一通信札,提及取消魯迅的通緝令事?:

魯迅吾師函丈:

前呈一緘,諒陳道席。比來清恙如何?日夕為念。邇天氣較涼,想當佳也。稟者,關于吾師之自由一事,中惟之數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師尊嚴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啟齒。近惟吾師齒德日增,衰病薦至,太師母遠在北平,互惟思慕,長此形同禁錮,自多不便。若吾師同意解除通緝,一切手續,中當任之,絕不致有損吾師毫末之尊嚴。成效如何,雖不敢預必,想不至無結果,不識師意何若。伏乞訓示。東行已有期否?吾師病中,本不敢屢瀆。竊望師母代作復示,曷勝佇盼!專此,敬祝痊福。

師母大人、海嬰弟無恙。

學生李秉中

七月十三日

李秉中致魯迅信札影印件,《魯迅藏同時代人書信》,大象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8頁

據說許廣平曾代魯迅回復過李秉中的這一通來信,因至今未公布回信內容(或已遺失),魯迅當時的態度到底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魯迅研究界倒有兩條信息作為“注腳”,一是許欽文的回憶:“魯迅說,不必了,因為這樣作,肯定是有交換條件的”?;二是內山完造提及魯迅曾講過有南京學生寫信勸他同意撤銷通緝令事,“我今后的日子不會太長了,跟了我十年的通緝令撤銷了,我會寂寞的”?。有研究者認為李秉中受國民黨當局指派,以學生的身份來對魯迅進行“勸誘”,進而得出“李秉中的道路畢竟和魯迅不同”?。“指派”之說,至今沒有看到檔案文獻予以確證,正如耿傳明所說,“此信是否是受‘上峰’指使所寫,尚不可知,但魯迅對此事興趣不大,只是由許廣平代回一信,表示謝絕?！?蒙樹宏亦對“指派說”提出質疑,他特別強調李秉中與魯迅“非同尋常的師生情誼”,指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其表現極為錯綜復雜,李秉中和魯迅的關系也不可能例外”、認為李秉中的本意“可能包含著關懷魯迅這一層意思在內,不一定在主觀上就是想拉魯迅下水”。?其實,結合李秉中1933年6月23日收到魯迅寄贈的照片后致魯迅的回信,可以看出李秉中對自己的人生處境有清醒的認識,“生已擲身濁流,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科長,口腹迫人,事事違心,無可如何”?。陳漱渝對照參考魯迅的信札,提出勸誘之說有過度解讀的“嫌疑”。他認為,“從李信的原文看,也可理解為李秉中的個人行為,單純出于一個學生對老師的關愛。”?

二

最近學術界關于李秉中的研究成果中,除陳漱渝《魯迅為何不去日本療養——以李秉中致魯迅的一封信為中心》外,還有散木的《李秉中:文學青年·藍衣社·軍統》、夏曉靜的《邊雪鴻泥:從〈魯迅翁遺書〉談起——兼及“小朋友梵兒”贈書即一頁手稿》。散木認為,李秉中“并不是一個堅定的‘主義’的信仰者,在他的內心深處,一直懷有很強烈的悲觀情緒,這種悲觀情緒既有對自己現狀的不滿,也有對社會現實的失望”,文后更涉及李秉中與藍衣社、與國民黨軍統的更為復雜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散木和夏曉靜同時指出李秉中生前未寫文章紀念魯迅,散木的表述如下:“遺憾的是,曾經與魯迅成為忘年交的李秉中,生前卻沒有留下任何對于魯迅的回憶或紀念文章,這也許是他的早逝,以及出于其特殊身份造成的某種原因吧?！?夏曉靜的表述也類似:“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未能留下對魯迅懷念的文章。”?

要指出的是,李秉中在魯迅去世之后的一周內,就曾寫過文字表達對老師魯迅先生的“哀悼”。一是此前由《上海魯迅研究2》披露的1936年10月20日李秉中給許廣平的唁函:

廣平師母:

今日閱報,驚悉先生逝世,雖是在辦公室中,不禁伏案慟哭。秉中之得有今日,皆先生之賜。十年來奔走不寧,未能償侍先生講學之志,誠可痛心。然平日對人處事,一體先生真誠態度,不敢有辱先生,此敢告我先生在天之靈者也。海嬰弟方數歲,教養之責,全在師母。伏望節哀,毋損尊體,以肩巨任?；厮记叭赵跍?先生云“病中亦不能停筆休養,因停筆不單醫藥遂停,即飯亦不得吃也”。痛哉此言,秉中返京二十余日來,晨夕耳中皆如聞先生此言,然又束手無策,不能有所奉助。時時懷念先生病體,而俗務累人,竟未能奉書問候,而今竟成終天之憾事。前次先生面允書數字見賜,病中當尚未書就,敢請師母覓先生所書物事賜寄,以存手澤。

先生最后寄秉中之緘,寄至軍事委員會者,但竟遺失,迄未收得,不知有存稿否?現擬請假來滬,視先生喪,亦不知能得請否?此后師母有所命,敢不盡力!乞不以先生逝世而疏遠之,幸甚禱甚!謹奉賻金二十元,略表敬意,秉中知先生許我也。伏維

寶重!海嬰弟無恙!

學生李秉中

十月廿日

魯迅于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點二十五分在上海寓所病逝,當日大多數報紙來不及刊登這一消息,李秉中讀到的應為第二天(10月20日)報紙刊載的魯迅去世信息。因缺信封,李秉中的這通唁函何時到達魯迅治喪委員會并轉送許廣平之手并不確定,但寫于看到消息的當日(有落款日期為證),且唁函文字中“驚悉先生逝世,雖是在辦公室中,不禁伏案慟哭”、“十年來奔走不寧,未能償侍先生講學之志,誠可痛心”?等語,不禁讓人聯想到李秉中得訊后悲傷的情感狀態,正如編者所說,“須知他(李秉中)是在視魯迅如眼中釘的南京軍事機關任職,這可見他本人對魯迅確系真情”、“從這封唁函看,我們對李秉中的評價是應當更客觀一點的”?。公布李秉中這份唁函的時間為1989年,但三十多年過去了,所謂的“客觀評價”并不如《上海魯迅研究》編輯部當年期待的那樣。

二是《魯迅先生遺書一束》,署名“李秉中”,刊載于南京版《新民報》副刊“新園地”第293期(1936年10月26日第4版)?？梢钥隙?這個“李秉中”就是與魯迅交往頗為密切的青年人李秉中。因學界并沒有捕捉到這篇文章,此處照錄文字如下:

魯迅先生遺書一束

李秉中

《新民報》主筆承烈兄向我要一點關于魯迅先生的紀念文字。我是與文壇相隔十萬八千里的武人,何敢濫竽于諸文學家之后,附庸風雅,遺笑方家!只好搜索敝篋,尋魯迅先生自民國十二年以來給我的信,本想綜合起來做一篇文字,但是既非文學家,更未敢妄想加入文壇,如此大吹大擂,未免使人疑為肉麻的“登龍術”。

我是從民國十一年在北京大學聽他講課,因為偶然以一篇作品請他看看,蒙他約我到他當時的住宅(磚塔胡同)去談話,談些什么,已很模糊,只記得一進門的左側,就是他的臥室兼書房的窗下,堆的是劈柴和煤球,還有一個爐子。中堂里架上桌上堆滿了書,左面掀簾進入臥室,臨窗的書桌也滿是書,還有筆硯之類,硯臺旁有一個泥豬,大約是唐時瓷器。先生卻還睡在兩條板凳搭的木板床上,床前方凳上有一把芭蕉扇,我想或許是驅蚊或煽熄煤油燈用的。先生在床上談了很久,然后在被里拴好褲帶坐起來。那時大約在初秋,蓋著薄的被。后來先生在阜成門白塔寺側東三條胡同的新居落成,我去的時候就更多了。那個新居,既非洋式大樓,更無衛生設備。進門一個天井,隔街兩間南房是堆書兼會客之所。北房三間,第一間是先生的老母親的臥室,至今還是老太太住著。中堂前半間吃飯,后半間是書房,第二房是先生的臥室。中堂后尚有余地,種有棗樹還有瓜棚,似乎還有一口土井。先生曾說當初的錢本是夠修房的,那曉得平地就花了許多錢,結果負債千余元。那時每禮拜多則兩次,少則一次到先生家去,去時總是午后,順便吃晚飯。先生的紹興菜很好吃,酒味很美。飯后抽煙喝茶,一直總談到九十點鐘才走。在那里曾經見過許欽文章川島,似乎還見過吳曙天和章衣萍,記不真切了。因為我的生活很困難,常得先生和劉叔疋先生的幫助和鼓勵。那時孫伏園在編輯晨報副刊,孫席珍在那里校對,暑期孫席珍請假回鄉,由先生介紹我去代理,后來孫席珍同我成好朋友了,但是十年以來,不知消息,先生與孫伏園卻同時應劉鎮華聘往西安講演,晨副編輯,亦由李老板小峰代理。

國民黨在北平秘密招生,先生極端贊成我去革命,先生說當兵打戰的生活,是很有趣的。并送我路費,才得成行。

世人對于先生的認識不一,有人說他曾用俄國的盧布,這固然用不著辯,是污蔑他的,就是說他是“世故老人”,也帶有污蔑的口吻,他實在是一個赤誠待人,毫無機心的。因為一般人有的要利用他,有的要攻擊他——即是反面的利用,而先生始終皦然自立,不上圈套,不屈不撓,而且立即戳破對方的秘密,不留情面,使人無地自容,所以得有狹隘,刻薄,紹興師爺,世故老人等等惡評,我們看他過去在文壇獎勵后進,扶掖新人的熱心,就可明白。他常深夜為青年潤色文字,親為接洽付印和?？?這些事我想許多人總還記得的。

先生給我的信,遺失得很多,第一次是十三年在廣東棉湖作戰,從石橋上掉下河里,把身上背的東西通通丟了,才爬起來。先生的十幾封信和幾冊書都在背囊里一并丟失。第二次是十六年從俄國回來,恐怕在上海被嫌疑,所攜書籍等件,通通拋在海里,不留片紙只字。好在有朋友借去的書代我保存兩封。

這幾年來行蹤無定,通信很少,而先生最后八月中旬寄的,談不必設法為他取消通緝令的信,竟未收得。后來見面說起才知道。

最后一次見面是八月二十七日晨七時,因要趕八時的火車,所以非常匆促。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匆匆的幾句話,卻很有非常的重要性。

我問先生是否將遵醫囑往日本養病?他說不去,現在的時局,在日本精神上那能受得了那種刺激!而且現在覺得身體進步多了,仍然每天可以寫作。我吃了一驚,問先生為什么不遵醫生的話,停止執筆和用思,好好靜養,又開始寫作了?先生說,我不寫作,不但莫有醫藥費,而且莫有飯吃。我當時心里好像戳了一刀,萬分難過,一時想不出話說,先生看著鐘說,你應該去趕車了。徐步送我到扶梯邊,廣平師母送到大門。一直到今天,我還時時在眼前看見先生說“我不寫作,不但莫有醫藥費,而且莫有飯吃”時的面容,耳里還時時聽到那種聲音。

人們說先生老了,但先生還不能忍受成萬的青年留學生在日本所能忍受的刺激。人們說先生是中國高爾基,但中國高爾基病到垂危,還是不寫作就不但莫有醫藥費,而且莫有飯吃。

關于二十年一月,傳聞先生被逮的信,當時《大公報》文學副刊,首先揭載,全國報紙多數轉載,謠言始息。但原信早已遺失,幸剪存當時報紙。

十八年我在北平結婚,先生參加婚禮后,緘告廣平師母,于《兩地書》中,改我名作李執中。當時先生曾說,我來并非賀喜,實因有所不放心之故,及新婦既至,遂覺放心,故不待行禮先行。問先生不放心甚么?他說我怕新婦比你高,后見是比你矮的矮子,才放心了。

這十幾封信,都是私緘,既未討論主義,又未高談文學,本無多大價值。不過或者可以供給大家,作為幫助公解先生的資料罷了。

相片三張,一張是十六年在上海時送我的。先生抱著海嬰的相,是十八年寄到日本的,海嬰的單人相,是十九年寄到日本的,并為說明。

在《魯迅先生遺書一束》文后,《新民報》編輯部還附錄了魯迅致李秉中的21通信札(26),排版順序如下:八月廿八日夜(1924年)、九月二十八夜(1924年)、五月二十六日之夜(1924年)、二十四日夜(1924年9月)(載1936年10月27日第4版);十月二十日夜(1924年)、三月六日(1931年)(載1936年10月28日第4版);四月三日(1931年)、四月十二夜(1930年)、四月十五日(1931年)(載1936年10月30日第4版);五月三日(1932年)、九月三日(1930年)(載1936年10月31日第4版);無落款日期信札(應寫于1932年2月,具體日期待考)、四月九日(1925年)(載1936年11月1日第4版);三月二十夜(1932年)、六月四夜(1932年)(載1936年11月3日第4版);五月三夜(1930年)、六月二十三夜(1931年)(載1936年11月4日第4版);二月四日(1931年)、二月二十六日(1924年)、二月十八日(1931年)(載1936年11月6日第4版);六月十七日(1926年)(載1936年11月7日第4版)。此外,《新民報》還刊有魯迅贈李秉中照片一幀(載1936年10月27日,取名為《魯迅六年前與海嬰合影》),并六月十七日(1926年)魯迅致李秉中信札的底稿(載1936年10月28日第4版,取名為《魯迅遺書底稿》)。需進一步補充說明的是,《魯迅六年前與海嬰合影》這幀照片并不是魯迅直接寄送給李秉中的,而是通過北平的“朱寓收轉”之后再處理的。?顯然,此照片經朱安之手轉寄,于1932年6月送達李秉中的手中。而在李秉中致魯迅的留存信札中,他曾多次提到并表達致意的“師母”,還包括了魯迅的原配朱安。李秉中在文中提及的另外兩幀照片(1927年魯迅送給他的照片和1930年魯迅送給他的周海嬰單人照),《新民報》編輯部并沒有公布出來,實在令人覺得可惜。

真要感謝《新民報》總主筆羅承烈對李秉中的約稿(從中也可以看到當時羅氏對李秉中與魯迅的關系很熟悉),否則李秉中與魯迅的關系史就會停留在此前的文獻體量上。羅承烈本為四川涪陵(今重慶市涪陵區)人,與李秉中同為四川籍老鄉,且都曾在北平讀書(應該有交集,時間在1922年前后),又在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工作,想來交往應該緊密(從主動約稿可推測),從中也讓人捕捉到他們這一層特殊的四川老鄉的私交。要補充的是,就在《新民報》1936年10月26日發表李秉中《魯迅先生遺書一束》的這一版面上,還同時出現陽翰笙(四川高縣)和劉盛亞(四川重慶)這兩位川籍作家的文章,顯然是編者羅承烈的有意安排。在《魯迅先生遺書一束》中,李秉中交代了他寫此文的目的是“紀念魯迅”,并沒有借紀念魯迅出名的“登龍術”想法,還自稱“與文壇相隔十萬八千里的武人”,明確地表明文中涉及的文獻都是“私緘”(“既未討論主義,又未高談文學”),公開的目的是“作為幫助公解先生的資料”?！遏斞赶壬z書一束》的文獻學意義在于:

一是糾正學界此前一直認為李秉中沒有寫追憶魯迅的紀念文章的觀點,補充并豐富了追憶魯迅之文獻。作為當事人,李秉中與其他追憶者的身份還是有一定的差別的,他畢竟是魯迅中年、晚年交往史中最為重要的,且推心置腹交流與交往最深的青年人之一。除了此前學界已經知悉的唁函(1936年10月20日致許廣平)表達出李秉中對魯迅去世的悼念之情外,他還寫了《魯迅先生遺書一束》這一篇追憶文章,表達了自己作為學生對老師魯迅的追憶、懷念。

二是對魯迅磚塔胡同和阜成門白塔寺側東三條胡同(應為西三條胡同,系李秉中之筆誤)的生活細節,有更為豐富的文字復原。據魯迅日記記載,1923年7月18日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魯迅于7月26日就往磚塔胡同看房、租房,并于當日下午返家開始裝書?,啟動遷出八道灣11號的搬家工程,8月2日攜朱安遷入磚塔胡同61號?。住下之后并不滿意住房,魯迅仍舊忙于看房與買房,遲至10月30日最終決定買下西三條胡同21號的六間房?,1924年年初開始翻修,至五月中旬完工,5月25日正式搬入新居?。以前學界關注魯迅在這兩個地方的生活,主要依托于魯迅的書信和日記,以及部分魯迅交往的友人、學生的回憶錄,但李秉中作為見證人,他對魯迅過去生活的追憶是最為鮮活的文獻材料。魯迅住在磚塔胡同期間,魯迅日記中記錄了六次與李秉中的會面(都在1924年),分別是1月29日、2月17日、2月27日、3月11日、3月30日、5月1日。但李秉中在《魯迅先生遺書一束》中對磚塔胡同時期的回憶是“那時大約在初秋,蓋著薄的被”,這進一步說明魯迅日記的相關文事是有漏記的。?如果按李秉中的陳述,他去魯迅磚塔胡同住處應該是在1923年9月間。李秉中的回憶文字形象、生動,特別是他的那句“先生在床上談了很久,然后在被里拴好褲帶坐起來”、“那時大約在初秋,蓋著薄的被”的實景描寫,真把日常生活中的魯迅先生寫活了,這是對魯迅起居生活一個重要細節的關注。

三是復原了部分文學史、文化史的細節。比如關于《晨報副刊》的1923年底、1924年初的人事小變遷,涉及孫伏園、孫席珍、李小峰和李秉中這四位青年在這一時期的交往與流動,對魯迅此時期的相關活動、人際交往史料有進一步的增補。另外,魯迅致李秉中信札在魯迅日記內有記錄的為28通,為何存世只有21通?其余7通判斷為遺失,但到底在哪里遺失、又是怎么遺失的,一直是學界關注的問題。李秉中在文中也做了詳細的交代,披露這批信札遺失的過程:一是1925年“在廣東棉湖作戰,從石橋上掉下河里,把身上背的東西通通丟了,才爬起來。先生的十幾封信和幾冊書都在背囊里一并丟失”,二是1927年從俄國回國,“恐怕在上海被嫌疑,所攜書籍等件,通通拋在海里,不留片紙只字”。從第一批遺失的書信來看,應該是1922年至1925年的部分書信。魯迅日記1925年5月以前有記錄的魯迅致李秉中信札總計8通,收錄在《魯迅全集》內1925年3月之前的信札6通,缺1924年9月29日、1924年12月17日、1925年1月6日、1925年1月10日4通,這一批信札很可能是在1925年2、3月征討陳炯明的戰爭中遺失的。另外,1927年前的部分信札,也在回國前因安全問題被拋棄。

四是李秉中更為直白地陳述了他的“魯迅觀”。眾所周知,魯迅在生前樹敵不少,甚至被稱為“世故老人”,且遭到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通緝”,被定為“墮落文人”。身在國民黨的官僚體制機構里,李秉中并沒有與國民政府和政黨(國民黨)保持高度一致,而是從自己的生活、交往感受出發,認定魯迅是一個“赤誠待人,毫無機心”的人,特別是魯迅為青年所做的事情(獎勵后進、扶掖新人,為青年潤色文字、接洽復印與?？钡?,至少遲至1936年10月底寫追憶文章時李秉中仍有清晰的印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文藝界一直把魯迅當作中國的“高爾基”,但從李秉中的陳述來看,魯迅說的“我不寫作,不但莫有醫藥費,而且莫有飯吃”,可以透露出晚年魯迅的實際遭際及生存困境。

總的來看,李秉中《魯迅先生遺書一束》充分表達了作為學生的李秉中對魯迅深切的懷念之情,與當時國內外的相關紀念文章相比,他的這篇文章顯得很平實,更沒有攀附魯迅聲譽的想法,如陳漱渝所說,這真正是出于對老師的摯愛,這種摯愛已經超出了所謂的政治立場,也不是此前有研究者得出的那種界限分明的對壘情緒。榮太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有一段話涉及對李秉中的評價:“李秉中后來成為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成為反動派一方的人物,我想決不能因此就不顧史實而否定他們之間的友誼或對他們的關系做一些不切實際的評判。(即使到后來,李秉中對魯迅也并無惡意。李的身份和所處的階級立場,為什么還能與魯迅善意相處,這涉及到人的復雜的社會的階級的關系,這里不想深入分析。)李秉中信中的思想感情正確與否,這是問題的另一面,需要根據當時的環境加以分析,即使荒誕不經,也不能因此否定他和魯迅的友誼?！?

三

行文至此本可告一段落,但對《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魯迅翁遺書》題跋的文字材料進行釋讀的過程中,我不禁又回味起李秉中與魯迅的這一段師生緣分,它是真切感人的文字,值得珍視,正如夏曉靜指出的,至少可以算作是李秉中“對魯迅先生的懷念文字”?。這里對題跋文字識讀如下,以供學界參考?:

《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公開披露的《魯迅翁遺書》圖影

右迅師遺書二十一封,時間自民國十二年至二十一年,實則師與中通緘至臨終前一月,即廿五年十月中為止。素性脫略,未什襲珍藏故也。二十年二月四日原緘亦已失,轉錄自《大公報》文學副刊。最后一緘竟未收到,于最末一面中蒙詢及始知之,而內山完造氏曾記其略,載《作家》雜志“追悼先生特輯”中。

有一天,那是當先生臥病了三個多月的很涼快的時候,先生用很大的聲音叫著“老板”,這種過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驚。因為這是病后的第一次。“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出來走一走。前幾天從南京來了一個客人,他是特地跑來探問我的,是個從前的學生。十分惦念著我。今天又從南京寄來了一封信,信里頭說著這樣的話:‘先生的通緝令自從發表以來,已經有十年之久了。因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關系的事情,我是不會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預先得到先生的諒解?！蔽揖蛦栂壬?那末,你是怎樣回復他的呢?“我因為很寂寞,就寫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謝謝你的懇切,但我的余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蔽覀兒芸梢钥吹较壬v完了這段話時的眉目的躍動。

二十六年一月廿六日逝世周百日

秉中記于中央防空學校

魯迅致李秉中的最后一通信札寫于1936年7月13日之后(由許廣平代筆),李秉中并未收到這一通回信。9月27日,李秉中至上海魯迅的寓所拜訪魯迅,這也是李秉中最后一次探望自己的老師。二十二天之后的10月20日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他以“雖是在辦公室中,不禁伏案慟哭”、“返京二十余日來,晨夕耳中皆如聞先生此言,然又束手無策,不能有所奉助。時時懷念先生病體,而俗務累人,竟未能奉書問候,而今竟成終天之憾事”?的文字,表達對魯迅的深切悼念之情。最先披露李秉中勸誘魯迅取消“通緝令”的文章,就是內山完造的《憶魯迅先生》,原載《作家》二卷二號。魯迅去世后,李秉中整理出魯迅寫給他的所有留存信札,匯編成《魯迅翁遺書》一冊寄送給許廣平,他還把內山完造《憶魯迅先生》一文內涉及他的那一段文字抄錄下來,放入到題跋中留作紀念?？梢钥闯?這承續著李秉中在魯迅去世后對其遺書的整理工作,與《新民報》刊載《魯迅遺書一束》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系。“二十六年一月廿六日”這個落款時間尤其值得注意,這說明《魯迅翁遺書》的題跋文字寫于魯迅逝世的百日祭這一天。“百日祭”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重要的祭祀活動之一,死者與健在者特殊的人際關系,才會使健在者有這樣莊重的追念活動寄情于逝者,這可以進一步看出李秉中對于魯迅的情感寄托,他們之間的情感以師生緣分起,但并沒有因魯迅的去世而減弱。

李秉中曾在魯迅去世后致許廣平的唁函中說,“平日對人處事,一體先生真誠態度,不敢有辱先生,此敢告我先生在天之靈者也”?。想來這恐怕也是李秉中為人處世的重要準則之一,盡管他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但能夠踐行魯迅的“真誠態度”,且時時以“不敢有辱先生”之理念系之念之,這足夠說明李秉中至少在內心深處烙印有魯迅的某種精神特征,它在革命的光環下始終處于“暗處”。這可能是另一個維度中的魯迅研究——那些與魯迅交往親密、但最后并沒有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們,應如何對他們進行文學與文化圖譜的描述與闡釋。期待自己今后能夠對此有所展開或推進。

2022年9月9日至21日初稿,并結合陳子善先生、廖久明教授審讀提意見加以修改。

[作者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師范大學文學·教育與文化研究中心?；痦椖?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整理與研究》(19JZD037)和西南科技大學研究生精品課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學》(20JPKC0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1924年51次、1925年10次、1926年3次、1927年9次、1928年5次、1929年6次、1930年9次、1931年12次、1932年14次、1934年6次、1936年7次,中間的1933年和1935年沒有任何記錄。

②1924年6通,1926年1通,1928年1通,1930年3通,1931年6通,1932年4通。

③分別是1月16日、1月23日、1月30日、2月18日、4月9日、4月11日、5月7日。

④當時對“二十四日夜”和“二月十八日”這兩通信札的時間認定是錯誤的,被編排在1923年和1930年,其實它們是真正的寫作時間分別是1924年和1931年,后來的《魯迅全集》書信卷即按照這一順序進行編排的。

⑤許廣平:《編后記》,《魯迅書簡》,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1946年10月,第1049頁。

⑥《李秉中致許廣平》,《魯迅研究資料1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21—22頁。

⑦《致季茀》,許廣平:《許廣平文集(3)》,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1月,第332頁。

⑧這里的“劉軍”應為蕭軍,他本姓劉。許廣平:《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幾個問題》,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577頁。

⑨魯迅:《魯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527頁。

⑩魯迅:《魯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99頁。

?《俞芳談魯迅與阮和森、宋子佩、李秉中》,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編:《魯迅研究資料》,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年,第199—200頁。

?顧蒙山:《李秉中生年推定》,《社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4期。

?錫金:《魯迅與任國楨——兼記李秉中》,《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2輯。

?《李秉中致魯迅信(1936年7月13日)》,孫郁、李亞娜主編,張杰編著:《魯迅同時代人書信》,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362頁。

?轉引自秋石先生的引文。秋石:《我為魯迅茅盾辯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41頁。

?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 第5輯》(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第343頁。

?蔣雅萍:《李秉中的一張明信片》,《紀念與研究》(上海魯迅紀念館),1984年第6期。

?耿傳明:《魯迅與魯門弟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1月,第247頁。

?蒙樹宏:《蒙樹宏文集 第二卷 學魯文存》,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9月,第96頁。

?《李秉中致魯迅信》,《上海魯迅研究》1984年第1期。

?陳漱渝:《魯迅為何不去日本療養——以李秉中致魯迅的一封信為中心》,《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

?臧杰、薛原主編:《閑話(十二):潮起潮落》,青島:青島出版社2011年6月,第111、123頁。

??夏曉靜:《邊雪鴻泥:從〈魯迅翁遺書〉談起——兼及“小朋友梵兒”贈書及一頁手稿》,《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

???《李秉中唁函》,《上海魯迅研究2》,上海:百家出版社,1989年2月,第18頁。

?《編后記》,《上海魯迅研究2》,上海:百家出版社,1989年2月,第204頁。

(26)《新民報》編輯部統計為十二通,其實應為十三通,在編號上是有錯的。

?魯迅:《致李秉中(1932年6月4日)》,《魯迅全集(12)》,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06頁。

????魯迅:《魯迅全集(1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475、477、485、513頁。

?我此前對1929年5月25日魯迅日記的漏記現象有考察,發現魯迅記日記的過程中,“有些事情也是選擇性的記錄”。袁洪權:《1929年5月25日魯迅日記漏記相關文事考釋》,《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8期。

?榮太之:《從李秉中致魯迅的信看他與魯迅的交往》,《魯迅研究資料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43頁。

?文字辨識過程中曾得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高樹浩、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王增寶的幫助,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