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十日談》:沉重而尖銳的承擔
這部《生死十日談》,沉迷于娛樂的人們不宜讀它。一個作家,在昏暗的農舍中傾聽令人抑郁和心碎的講述,有關一個一個的自殺。孫惠芬寫道:“在我越來越狹窄,只能通過媒體了解世界的專業作家生活中,小人物的自殺,平民的自殺,似乎很少撞入我的視線”,但是現在,她走向田野,聽到了平凡生命在寂靜中的隕滅。
田野調查的方法,在社會科學中廣泛運用。但是,在文學中,懷著某種意向,走進他人的生活,面對具體的聲音和面容,這有時會使作家本能地抵觸。似乎是,當一個作家承認他直接依靠生活材料,那么,他的創造性、他的精神上的內在性都會暗自受到損害。孫惠芬大概也曾這么想,但是,她終于“跨出去”了,她發現,世上發生的事情已經遠遠超出了她經驗和思想的邊界。
《生死十日談》究竟是非虛構作品還是一部具有非虛構品質的小說?孫惠芬自己可能也拿不定主意。這不僅是文體問題,這是敘事倫理問題。不管怎樣,每一個讀者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她的非虛構態度:我在向你講述這些人的傷心事,他們不是我“創造”的,是我用“心”看到的,我的講述不僅是為了完成一部作品,更是對這些人承擔著一份責任。
也正因此,《生死十日談》不能被輕輕放下,我們不僅由此感悟生死,同時,我們也尖銳地意識到,那些死得輕易的人,他們活得艱難,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重量,也在考驗著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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