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手札《數寄詩來札》 

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作家書畫院主辦的“字響調圓：龍榆生藏現當代文化名人手札展”近期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與觀眾見面。沒有熱鬧的開幕式，一件件僅如雜志大小的展品安安靜靜陳列，視覺沖擊力遠離這里，展廳質樸，不見時尚。顯然，這是一個不在觀賞上做文章的展覽，櫥窗中的老照片、手稿，與四壁懸掛的手札，要求參觀者閱讀。可以閱讀的展覽不多，這個“手札展”是其中之一。

曾幾何時，展覽愈發強調“視覺沖擊力”，展品越來越大，展館越建越高，展出的作品越來越多。如此追求“規模”效應，浪費是免不了的，觀眾的審美疲勞也難以避免。認識到“視覺沖擊力”的短處、“規模”效應的局限，我們對展覽文化內涵的挖掘有了新的理解和認知——審美是不論大小的，一首唐詩、一本紅樓夢，給讀者帶來的審美愉悅難分伯仲。同樣的道理，缺乏文化內涵的展覽，不管“視覺沖擊力”有多強，看了，也是一聲嘆息。

“手札展”的策展基調，首先是關注展品的文化價值，其中包括史料意義、書法特點，以及箋紙的制作、印章的使用等。龍榆生1902年4月26日出生于江西萬載，1966年11月18日病逝于上海，系當代著名學者、詞人。其詞學研究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并稱，與彼時的學界精英、文壇俊杰手札往來甚多。當然，不是每一通手札都有展覽價值。本著去粗存精的選稿態度，我們把目光停留在現當代創作成就巨大，并對今天的學術、文學、藝術依然具有影響的名人的手札上。陳三立、黃賓虹、張元濟、葉恭綽、馬一浮、沈尹默、呂碧城、謝無量、蕭友梅、周作人、陳寅恪、郭沫若、葉圣陶、徐悲鴻、劉海粟、豐子愷、俞平伯、夏承燾、傅抱石、潘伯鷹、趙樸初、錢君匋、錢鍾書、賴少其等人，要么是文壇領袖，要么是學界巨擘，要么是書畫大家。他們的文學著作依然是當下的閱讀選擇，他們的學術著述還是繞不過去的存在，他們的書畫今人依然臨摹。把他們的手札請到展館，與讀者見面，既是感受杰出文化人一唱三嘆的文筆，也會在他們典雅的書寫中，體會到書法藝術的風華。

傳統手札不同于現代信函。前者有復合型意義，后者的功能相對單一。既然存在著復合型意義，那么對手札的認識與理解，就有社會屬性，就有文化內涵。手札，也稱書札、尺牘，稱謂繁多，預示著手札外延的寬闊性和多義性。民國時期的教育，設有“尺牘”科目，有尺牘結構分析、尺牘寫作訓練，還有對尺牘作品的學習。中國的優秀文章，許多是以尺牘形式寫成的，也許一揮而就，也許精心構思;也許書文一體，也許有文無書。

承載學界、詞壇盛名的龍榆生，以手札與那一時代的同仁聯系，延續著一個綿長而堅硬的傳統。學士、文人，與士大夫的身份轉換，豐富了社會文化信息，因此，手札往復，陳述的不僅是私誼，也是一個階層、一種眼光的認知。陳三立手札，彌漫戰爭硝煙，日寇侵略上海時的憂憤，清晰可感。葉恭綽關心詞學研究，詩書修養深厚，自然惦記龍榆生的命運。豐子愷在《光明日報》看到論述詞學的文章，嗅到了什么?他寄給龍榆生的剪報，是寬慰，還是寄托?馬一浮與龍榆生切磋古典文學，興致勃勃，其間的信息，透露了文化精英不悔的理想。陳寅恪的冷寂與閑雅，難以排解的沖突，復雜的心緒，可觸可摸。黃賓虹談畫，依舊不忘詩文，馳騁宣紙上的畫筆，能夠聽到諸子百家的言語。錢鍾書把心里話放在詩中，然而絲絲冷意，于字里行間隱現。周作人與龍榆生的手札近百通，足見他們的交情之長、感情之深……

傳統學士、文人，都有一副好筆墨。龍榆生藏現當代文化名人手札的作者，是理性縝密的飽學之士，更是聞名遐邇的書法家。黃賓虹、葉恭綽、馬一浮、沈尹默、謝無量、郭沫若、葉圣陶、徐悲鴻、沙孟海、趙樸初等，可以當之無愧地進入中國現當代著名書法家的行列。他們留下的手札，也是現當代的優秀書法作品。這是書法的傳統，經典書法作品，以手札身份存世，并引領我們學習，早已經成為不可更改的文化現實。

手札是閱讀的。無論是在案頭，還是在展館，面對先賢書文一體的手札，我們的智慧都能夠得到錘煉，我們的審美都可以得到提升。手札，對我們的考量具有雙重性。正如展覽前言所述：“往來信函，討論社會問題，交流吟誦詩詞之道，切磋讀書體會，言述離別思念之情。古雅或簡逸的書法，沉郁或詼諧的文辭，描繪出中國傳統文人之間的往來圖景。在學問中沉潛，在詩詞中言志，以手札為載體，以詩箋為紐帶，維系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信念和文化趣味。”這是不是“手札展”與其他書法展的區別?是不是“手札展”特有的美學語言?回答是肯定的。

作為策展人，我的內心也感到一絲酸楚。眼前的手札，代表著漫長中國歷史中最后一批恪守傳統規則的手札。以后流行的是現代書信，是Email，是短信，不斷顛覆著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方式。而約定俗成的手札，頗具節奏感的平闕，本身就是一幅版畫的箋紙，便在當下學者、文人的生活中幾近消失。我們對信息化拍案擊節，又為信息化對文明生態的消解深感痛心。這是悖論。“手札展”，恢復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深情記憶，也是對這個悖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