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間，是為配合隋唐以來的燕樂而創作的歌辭，后經張志和、韋應物、白居易、溫庭筠、李煜、馮延巳等人的創作與發展，在宋代達到巔峰。宋詞現存20000余首，作者達1430余人，是中國文學史上與唐詩雙峰并峙的文化瑰寶，至今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讀者以思想啟迪與審美享受。

在品鑒宋詞時，前賢又有“婉約”與“豪放”之分。明人張綖即言：“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清人王士禎將二體改為二派，并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對大多數讀者而言，由辨析婉約詞、豪放詞之別進入廣袤的宋詞世界，更利于全面把握宋詞的豐富內涵與多元面相。

婉約詞通過感情的宣泄，撫慰與安頓了人們的心靈；豪放派詞人更是將麥秀之感、黍離之悲、報國之志熔于一爐

婉約詞大多堅守詞“別是一家”的創作傳統，其抒情多系愛恨癡嗔、幽情單緒，狀物則吟風賞月、綺羅香澤。試觀歐陽修《浪淘沙》云：“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游遍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歐詞篇幅雖不長，然在布局謀篇上卻頗具匠心：去歲與友人同游洛陽，遍覽群芳，何等快意；今年故友重逢，百花爭艷，更勝往昔，然二人世網嬰身，倏聚忽散，舊游難再。敘完過去之美好、現下之遺憾，末二句進一步設想未來，“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將惜別之情推向高潮。同寫離別，唐代的王勃堅信“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陸龜蒙豪言“所志在功名，離別何足嘆”。與王、陸二人相比，《浪淘沙》雖一唱三嘆，然絕不故作豁達以自解。這樣的呈現方式，固然與“詞”體之特性有關，但若我們將它放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同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的文學史脈絡中去看，就會發現歐詞之價值。《浪淘沙》中的“無窮”之“恨”，早已逸出個人離愁別緒的范圍，而是拈出了千古以來“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送君南浦，傷之如何”的人生長恨。對于歷史長河中的每一位個體而言，面臨離別，自然可以用對未來的美好期許互相勉勵；但天各一方、路長而歧是不爭的事實，歐詞選擇直面離別的傷感，同樣能引起古今無數離人的強烈共鳴，它通過感情的宣泄，撫慰與安頓了人們的心靈。這是“婉約詞”之長項，也是它雖被目為“艷科”，卻仍被歷代讀者所深愛的原因。

相較之下，豪放詞突破了“詞媚”的樊籬，擴大了詞的題材與內容，幾乎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境地。尤其是宋室南渡后，豪放派詞人更是將麥秀之感、黍離之悲、報國之志熔于一爐。試觀張孝祥《六州歌頭》曰：“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作為南渡詞壇中信息包容量最大的一首壯詞，《六州歌頭》與《浪淘沙·把酒祝東風》的便娟婉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將邊塞地區的獨特景致、中原地區的動態、南宋朝廷的舉措、遺民父老“南望王師又一年”的殷切期盼與作者報國無門的悲憤、時不我待的焦慮融為一體，“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無怪乎當時的主戰派名將張浚讀后為之“罷席”。張孝祥《六州歌頭》指陳時事的縱橫開闔與強烈的批判精神，與后來的稼軒詞并無二致。

婉約詞以清切婉麗為當行本色，表達上偏于含蓄；豪放詞則喜以積極的人生態度與高度的用世熱情直抒胸臆

婉約詞長于比興，以清切婉麗為當行本色，表達上偏于含蓄，這與其題材、內容的選擇有關。舉凡描寫花前月下、輕歌曼舞、幽微心緒，含蓄則更有意味，蘊藉則富于霧里看花的朦朧美。試觀婉約派巨擘周邦彥壓卷之作《瑞龍吟》云：“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黯凝佇，因念個人癡小，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惟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吟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閑步。事與孤鴻去。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官柳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絮。”在語言層面，周邦彥不露痕跡地化用了蕭綱、杜甫、李賀、杜牧、李商隱、牛嶠等人的詩詞，幾乎句句用典；在興象層面，該詞調動了包括“章臺路”“燕子”“淺約宮黃”“秋娘”“孤鴻”“官柳”在內的多重“有意味的形式”；在結構層面，作為周邦彥自創調，《瑞龍吟》極盡炫技之能事，“自‘章臺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黯凝佇’至‘盈盈笑語’是第二段”，兩段均系六句、二十七字、三仄韻，是為“雙拽頭”；全詞行文曲折，用韻考究，“曼聲促節，繁分相宣，清濁抑揚，轆轤交往”；最后才委婉地點出身世浮沉、物是人非之感，極富回環反復之美。

相較于精工細作、委婉含蓄的婉約詞，“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的豪放詞則喜以積極的人生態度與高度的用世熱情直抒胸臆。試觀辛棄疾《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云：“繞床饑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辛棄疾一生所求，是“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是“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是“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但身為“歸正人”，他備受猜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唯有“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就是于這種人生境遇下所作。凄風苦雨的秋夜，破敗的王氏庵中饑鼠橫行、蝙蝠翻飛，但當自傷“旌旗未卷頭先白”的詞人從睡夢中醒來，眼中所見、心中所系卻唯有他曾在“夢中行遍”的“萬里江山”。此詞以白描手法開篇，注以“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愛國主義情懷，直抒胸臆，表現出深厚的歷史感與時代感，與周邦彥的《瑞龍吟》大相徑庭。

婉約詞常常表現出對人“價值、情感、自由精神”的崇尚；豪放詞提升了詞的品格，加強了詞的時代感和現實感

有必要指出，豪放派詞人并非不懂得正宗婉約詞所要求的各種體式，只是他們多秉持“質重于文”的創作理念，不肯因遷就“詞必協律”而妨礙思想感情的自由表達，所謂“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這種“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的寫法使部分宋詞作品日益趨向詩化、散文化。試觀辛棄疾《西江月·遣興》云：“醉里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通俗、平易，無需過多解析。“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與“甚東山何事，當時也道，為蒼生起”“萬事從教，浮云來去，枉了沖冠發”一樣，都是詞人“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后的憤激之言。“問松‘我醉何如？’”和“以手推松曰：‘去！’”，幾乎與現代白話相同。詞人壯志難酬的憤懣和不愿依附權貴的倔強生活態度在散文化的書寫中溢于言表。

有必要指出，宋代詞壇中的婉約派與豪放派遠非涇渭分明的二元對立，相反，偉大的詞人往往兼具多種風格。以婉約詞集大成者李清照為例，這位以“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等佳作為歷代讀者所熟知的女詞人，在南渡后寫下了千古名篇《漁家傲》：“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魂歸帝所、與上天展開對話的積極浪漫主義，云濤、星河、千帆及“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的雄壯意象，“朝游北海暮蒼梧”、借鵬鳥之力“吹取三山”的大膽想象，全詞渾成大雅，“借神仙境界，抒壯闊胸懷”，哪有半點婉約的影子？梁啟超評此詞說“此絕似蘇辛派，不類《漱玉詞》中語”，清人李調元謂李清照“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豪放派中作婉約詞者亦大有人在。試觀蘇軾《蝶戀花·春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等句，清婉雅麗，“奇情四溢”，至今廣為傳頌，宜乎王士禎云“‘枝上柳綿’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東坡公但解作‘大江東去’耶？”又如辛棄疾《青玉案·元夕》“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云云，語言精致，含蓄婉轉，余味無窮，歷來被認為足以與秦觀、周邦彥等婉約宗師的佳作等埒。

宋詞之所以能成為“一代之文學”，主要在于它開拓了新的展示個人內心的平臺，創造了不同于詩的另一種境界，即：題材上注重個人情感而非社會現實；表現手法上長于抒情而非敘事；風格上偏重柔美而非陽剛。從文學自身的演進邏輯而言，婉約詞似更具“詞”的特點，更何況在它那看似瑣屑與日常的描寫中，常常表現出對人“價值、情感、自由精神”的崇尚和對人“全面發展、生存狀態及其命運、幸福”的關注。但“能于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的豪放詞同樣不可或缺，因為它提升了詞的品格，加強了詞的時代感和現實感，特別是張孝祥、辛棄疾、陸游等人的愛國主義詞章，激勵了無數為國家、民族的未來前赴后繼的仁人志士。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婉約詞與豪放詞“并蒂花開一樹香”，都是涵養中華民族向上向善力量的精神淵藪。

(李浩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