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從混沌的自然中走出來的，最終仍要回到自然中去，但那已是深情的、充滿靈性的自然，這一切都緣于山水審美意識的覺醒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山水文學的誕生。縱觀中國山水文學長達一千余年的發展歷程，其美學價值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提供了心物融通、人與自然一體化的途徑。山水文學的發生是以人與自然的同一性為基礎和前提的。在這個過程中，東晉詩人、史學家袁山松在《宜都山川記》中提出的“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具有不可忽視的特殊意義。袁山松在描寫了三峽雄奇壯麗的自然風光之后，特別表達了山水審美的個人感受。“驚知己”不只是屬于山水，同時也屬于人，只有彼此都“驚知己”，為獲得“知己”而慶幸，人與山水才能達成真正意義上的融通與共識。它表明，在這一時期，山水自然已不是作為人的對立面存在，而是和人在心靈上達成共識。一如錢鐘書先生所說：“我心如山水境”，“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為映發也”(《談藝錄》)。山水美既不是主觀的，也不是客觀的，而是主客觀的結合，如羅宗強所說：“山水的美，只有移入欣賞者的感情時，才能成為欣賞者眼中的美。山水審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感情的流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山水審美就是要移情于對象，流注感情于對象，這也是劉勰“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文心雕龍·物色》)所表達的意涵。春和秋爽，各臻其美。以情觀景，有如投贈；興會涌來，恰如酬答。物我是融通的、互感的，是可以交流的。所以初唐詩人楊炯再次重申了袁山松的觀點：“及余踐斯地，瑰奇信為美。江山若有靈，千載伸知己。”(《西陵峽》)山水審美的最高境界——心物感通、心物交融、心與物游的產生，是深刻體味對象、在對象中發現心靈、發現生命的結果，它構成了中國人獨有的生命境界。這個境界晶瑩皎潔，充滿情韻，透現出了審美主體的智慧及對宇宙自然至情至理的參透和感悟，也使中國人養就了一種能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卻不傲倪于萬物的灑脫又深情的胸襟。山水審美所發生的這種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預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山水文學將要在晉宋時期誕生。

王維《江干雪霽圖》(局部)資料圖片

二、提供了在自然感發下心靈美的藝術呈現的文學載體。山水文學不只是表現自然美，更在于表現由自然美所激發的心靈感受，李白的“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堪稱范例。在眾鳥飛盡、閑云獨去的孤寂中，詩人將全部感情傾注給了敬亭山。詩人凝視著秀麗的敬亭山，敬亭山也一動不動地看著詩人，人與山、山與人親密無間，成了可傾心而談的老朋友。山在詩人心目中并非純粹客觀的自然物，而是有知有覺，充滿了靈性。詩人與敬亭山“相看兩不厭”，不僅體現了詩人想從自然中尋找慰藉，更體現了物我融通后心靈世界的盈實、朗闊。又如張孝祥《念奴嬌·過洞庭》展現的是一個靜謐、闊大的境界：“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時近中秋的洞庭湖風平浪靜，纖塵無染，獨蕩一葉扁舟，漂游在如用碧玉磨成鏡子一樣晶瑩的寬闊水面上，月色漫灑、星河明亮，水天相映，一片空明澄澈，置身其間的詞人也被洞照得通體透明，宛若瑩潔的水晶：“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此時人格宇宙化了，宇宙人格化了，美妙神奇，心物難分，難怪置身此境界中的詞人要說：“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這“妙處”就是物我融通、“天人合一”后的光明瑩潔、虛靜清朗，一種精神絕對自由的至美之境。“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不只是愛國詞人高潔人格的自況之詞，也是審美主體全身心地投入自然的懷抱、與自然融會之后的審美體驗。也只有在這樣的時候，“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才成為一種真正的豪邁之舉：以西來的江水為酒，以北斗星為長柄舀酒器，自然萬象都是自己請來的賓客。因為身與物化、因為物我兩忘，詞人“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這也正是清人況周頤描述的“萬緣俱寂，吾心忽瑩然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蕙風詞話》卷一)。徐霞客在飽覽天下美景時也曾多次描述過這樣的感受：“夕陽已墜，皓魄繼輝，萬籟盡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壺，覺我兩人形影俱異，回念下界碌碌，誰復知此清光。”“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覺此時萬慮俱凈，一身與村樹人煙俱熔，徹成水晶一塊，直是膚里無間，渣滓不留，滿前皆飛躍也。”(《浙游日記》)這與張孝祥中秋夜過洞庭湖時的感受如出一身，能夠完全融入自然美景中的審美主體，自當是“水晶一塊”，通體透明，塵滓無存。在這樣狀態下的創作，當然是清氣四溢，靈光閃爍，字字珠璣，非同凡響。欣賞山水風光，贊美自然景色，實則也是欣賞、贊美生命自身。中國山水文學中往往含蘊著生活美和詩人的人格美，自然美與人格美相生相融，化成一片奇光，在這方面，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為后世樹立了難以逾越的典范。

三、提供了中國古典詩學基本的概念、范疇，為中國古典詩學的建設、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中國古典詩學基本的概念、范疇如“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得意忘象”“澄懷味象”“依類象形”“應物象形”“興象”“意象”“意境”“境界”以及心物關系、情景關系等等，無一能離開山川景物、自然物象，無一不是從中獲得了靈感與啟悟。而這一切又深刻地影響了詩人的創作，成為詩人主觀情思的象征，不僅是詩人著力發掘與表現的，而且成為衡量詩人藝術才能高下的標識：“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王維《燈下獨坐》)、“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李白《秋登宣城謝朓北樓》)、“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書懷》)、“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商山早行》)、“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秦觀《春日》)、“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蘇軾《水調歌頭·快哉亭作》)、“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云來”(張耒《初見嵩山》)、“別有銷魂清絕處，水邊雪里看紅梅”(袁中道《雪中望諸山》)，這些詩句、詞句是象中有意、意中見象、意與象完美結合的典范。宗白華先生說：“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這靈境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意境’。”“山川大地是宇宙詩心的影現，畫家詩人的心靈活躍，本身就是宇宙的創化，它的卷舒取舍，好似太虛片云，寒塘雁跡，空靈而自然。”(《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心靈與自然共感，詩情與靈境輝映，構成了中國山水文學的獨特境界，將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向了一個超凡入圣、美妙絕倫的境地。董其昌說：“大都詩以山川為境，山川亦以詩為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畫禪室隨筆·評詩》)孔尚任說：“蓋山川風土者，詩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則靈，得其泉脈則秀，得其岡陵則厚，得其林莽煙火則健。凡人不為詩則已，若為之，必有一得焉。”(《古鐵齋詩序》)只有以自然為境，獲得了自然的陶冶，詩人的創作才可能真正具有靈性的感悟與詩意的呈現。

清人吳沃堯說，“非獨人有情，物亦有情”，“甚至鳥鳴春，蟲鳴秋，亦莫不是情感而然。非獨動物有情，就是植物也有情，但看當春時候，草木發生，欣欣向榮，自有一種歡忻之色。到了深秋，草木黃落，也自顯出一種可憐之色。如此說來，是有機之物，莫不有情”(《劫余灰》第一回)，此亦王國維先生所言“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間詞話》)。在山水審美中，我們讓自己的本性逼近對象，體味對象，灌注生氣給對象，于是我們就在對象中看到了氣韻，看到了情調，看到了生命，看到了我們自己，并由此獲得“自得”與“忘我”的喜悅，達到精神上的絕對自由，山水文學的獨特魅力由此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作者系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2019年03月11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