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隨著《軍事典·戰爭戰例分典》的最后付梓，國務院批準立項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重要文化工程建設項目、原國家新聞出版署“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首位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中華大典》，全面完成了編纂出版工作。一部涵納百科、包羅萬象的大型新式類書，在歷經30年的寒來暑往、冬去春來之后，終于構筑成卷帙浩繁、融古通今的蔚然大觀。

《中華大典》之《生物學典》

《永樂大典》內頁

《北堂書鈔》

積極倡議編纂

國家批準立項

中華民族在悠悠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其間積累承傳的文獻典籍浩如煙海，它們是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寶藏。正像我國古代其他傳承有序的圖書系統一樣，“采摭群書，分門輯錄”的類書編纂也是淵源有自、由來已久。而以三國時期的《皇覽》為開端，在至清末的近2000年間，或為資治鏡鑒，或為科考應試，或為詩文撰著，我國共編纂各種類書約1600種，并相沿成習，以至于今。其中著名的，如隋代《北堂書鈔》，唐代《藝文類聚》，宋代《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古今圖書集成》等。作為我國古代文獻學上的一大創造，這些兼具工具書與資料庫兩重功用的古代類書，使許多早已失傳的圖書內容，借助這種編纂方式幸得保存，其在傳承我國古代文獻資料方面一直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為延續古代類書編纂傳統、弘揚傳承中華傳統文化，1987年4月，四川巴蜀書社率先提出編纂《中華大典》的倡議，得到十數家古籍出版單位的響應，“《中華大典》編纂籌備組”隨之成立。籌備組及相關出版單位就編纂《中華大典》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先后8次組織專題座談和專門訪談，向分布在全國17個省市人文社科和科學技術領域約260位著名專家學者征詢意見、聽取建議，得到熱切支持。1988年10月，巴蜀書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湖南岳麓書社等17家古籍出版單位，及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討論通過了《關于編纂〈中華大典〉的請示報告》《關于〈中華大典〉綱目設置的構想》及《全國各地著名專家學者對編纂大典的意見和建議》等文件，并在同年12月，先后向中央有關部門作了匯報，得到領導同志肯定。

1990年8月29日，國務院批復同意編纂《中華大典》，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對這項“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給予支持，并“以國家利益為重，共同做好《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非常關心大典工作，先后為《中華大典》題詞、批示或作出指示，要求認真編好中華大典。大典也被列入《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規劃》，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項目。

出版單位開始倡議編纂《中華大典》時，正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第十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已經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已經開啟。廣大出版人及相關主管部門把握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覺和使命擔當，主動倡議編纂大典，積極推動出版大典，實可謂是正當其時、適逢其會。

認真籌劃準備

項目正式啟動

1988年秋，《中華大典》相關出版單位及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成立“《中華大典》編纂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在認真聽取專家學者意見及積極探索大典編纂方式的基礎上，小組分別編擬了《〈中華大典〉編纂工作總則》《〈中華大典〉的體例、結構及說明》《〈中華大典〉編纂審定制度》《〈中華大典〉編纂及校點通則》等文件，為大典以后編纂出版工作創造了必要條件、打下了良好基礎。在1989年、1990年的大典試點工作會議上，與會人員再次就《中華大典》的編纂總則、框架體例、資料普查、書目界定、版本擇選、材料取舍、校點規則、收書時限、標點使用、錄排格式等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會議基本議定了大典的框架體例、字數規模以及經緯目交織的編排方式，設經目4級，分為典、分典、部、分部；設緯目9項，分為題解、綜述、論述、紀事、圖表、列傳、藝文、別錄、書目。全書初步設定22個典(后為24個典)，預計收錄古書2萬余種，成書總字數約為6億字。這之后，《醫藥衛生典》《法律典》《歷史典》《教育典》《文學典》開始組織試編。

在前期試點工作的基礎上，經報有關部門批準同意，1992年9月9日，“《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在京召開。國家有關部門及地方新聞出版主管部門負責同志，部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以及出版單位相關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通過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工作委員會以及中華大典辦公室。工委會由黨和國家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及相關部委負責同志分任主任、副主任，全面負責規劃、統籌、協調《中華大典》編纂出版工作。編委會由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宗教史家，時任國家圖書館館長的任繼愈先生任主任，全面負責《中華大典》編纂業務工作。《中華大典》辦公室為大典工委會、編委會日常辦事機構，實際承擔大典項目管理職責，在組織編纂、溝通協調、督導檢查、稿件審定、宣傳報道、資料提供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對推動《中華大典》項目進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典工委會、編委會、大典辦等機構的設立，為指導、管理、協調大典項目提供了必要的組織保障。會議討論審定關于大典工作、編纂的8個文件，也為統一、規范大典編纂、出版工作提供了必需的制度遵循。以這次會議為標志，《中華大典》編纂出版工作正式啟動。

克服重重困難

取得先期成果

大典項目雖有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有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有專家學者的熱情參與，有出版單位的積極承擔，有機構、制度的組織保障，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遇到了許多難題。

首先，框架規模難以確定。大典作為全面輯錄我國古代文獻資料的大型類書，需對分散在全國各地各處上自先秦、下至1911年的古代文獻資料進行廣泛普查與系統收集，不僅工作難度大、需用時間長、耗費人力多，而且還牽涉各項相關費用。這就使得一些典的字數規模、框架內容，在資料難以準確預估、經費缺少必要保障的情況下遲遲難以厘定，直接影響到這些典的實際啟動。

其次，編纂隊伍不易組織。大典是按照現代學科分類的新型類書和古籍整理項目，大典編纂者既需專業學術水平，也需了解相關歷史文獻，同時還需具備一定的古籍整理能力。在現如今各個學科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的情況下，組成這樣的作者隊伍實屬不易，這在有關科學技術典的編纂方面表現尤為明顯。

再次，稿件編校一再遲延。專家學者參與大典編纂均為兼職，只能利用工作之余從事大典工作，一些稿件時常不能按時交付；個別非古籍整理專業出版單位，缺少古籍整理經驗及編校人員，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并影響了大典實施進度。

最后，項目缺少經費支持。大典項目實施過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少必要的資金保障。雖然國家曾以周轉金、專項資金的方式予以支持，個別相關部委、地方黨委或高校院所給予過適當補助，一些出版單位也做了部分投入，但這些杯水車薪都遠不足以支撐這樣一個字數規模龐大的重大文化工程。

由于前述主要原因，大典項目雖自1992年已正式啟動，但直到2006年大典項目再啟動之前，大典24個典實際上只啟動了《文學典》《醫藥衛生典》等8個典。而自2006年起，由于大典工委會、大典辦作了相應調整，大典資助經費也明確由國家財政支出，大典其他16個典才開始陸續啟動。

雖然大典項目遭遇困頓，一些典甚至陷于停頓，但大典工委會的老領導、編委會的老專家、大典辦的老同志，依然堅忍執著、努力不懈，并在不斷克服各種困難的基礎上取得令人稱道的階段性成果。至2011年年底，大典共完成書稿編纂約4億字，共實現出版約1.6億字。這時的大典項目已經形成了統一制度規范，稿件編纂已經具有了相當字數規模，項目實施已經積累了寶貴的工作經驗，24個典也都已經全部啟動并全面展開，所有這些曾經的努力，最終都成為全面完成《中華大典》編纂出版工作的必然基礎和必要前提。

調整管理方式

加快項目進展

為改變大典項目整體長期進展緩慢的狀況，2011年，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領導決定，將《中華大典》項目納入國家出版基金。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經商財政部同意，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會同大典辦組織學術、出版、財務專家，對大典已經調整確定的22個典(不包括已經完成全典出版的《哲學典》《文學典》)，重新進行了項目資助經費評審，并報經國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員會批準。國家出版基金為大典項目提供基本資金保障，進一步提振了大典編纂者及出版者的工作熱情和完成任務的信心。

按照原新聞出版總署領導要求，大典項目實行基金辦、大典辦各負其責、齊抓共管的管理方式。由基金辦根據各典實施進展情況及時撥付項目資助經費，管理監督經費使用，并重點督導項目實施進度；由大典辦核準各典字數規模、審定終審稿件、批復出版印制、進行質量把關。“兩辦”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共同推動大典項目實施進展。

根據中宣部、原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領導指示精神，針對影響、制約大典項目實施的各種因素，以及實際工作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基金辦會同大典辦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項目實施進展。

始終堅持不懈

大典全面完成

《中華大典》從倡議編纂到全面完成整整歷時30年，在此期間的上萬個日日夜夜里，無數人不改初心，牢記使命，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始終如一地堅守著大典事業。而積數十年之功的《中華大典》，在歷經設定框架、確立規則、網羅資料、擇選版本、摘錄文獻、詳記出處、合理類分、科學編排、統一版式、認真編校、終審把關、精心印制等多重繁復環節之后，也終于壘土成高臺、細流匯江海，從而成就為一部連篇累牘的鴻篇巨制，成就為一座巍然聳立的文化巔峰。大典全書共分24個典、110個分典，涉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國家博物館等約6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逾千位專家學者，以及15個省(區、市)的19家出版單位。自1999年8月《文學典·宋遼金元分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率先出版以來的20年間，大典共出版408冊、7.45億字，是明代《永樂大典》的兩倍、清代《古今圖書集成》的4.5倍，超過我國歷代所有類書的字數總和，成為自古迄今的最大類書。

“典”的本義是“大冊”，指重要典籍、典冊，其后引申也有標準、法則、規范之義。《中華大典》雖參照了清代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經緯縱橫交織的編排結構，但又結合新時代的新特點，融入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現代學科分類方法，彰顯出了獨具特色的綜合性、科學性、系統性和實用性，既具有百科全書性質，又具有社會實際功用和文化學術價值。尤其數學、理化、生物、天文、地學以及工業、交通運輸等科學技術典目的設置，極大地拓展并豐富了我國類書的內涵和外延，從而創新創造出新的類書編排體例，其對推動我國類書編纂“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也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中華大典》的編纂出版，是專家學者與出版人對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命擔當的體現，也是他們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竭誠奉獻的一份厚禮。

規模大、體例新、資料全、學科多的大典項目，在各典不斷出版的過程中，其多重的社會功能及社會影響就已開始不斷顯現。經濟史專家撰文評介《工業典》是一部中國古代百科全書式的工業史大型類書，對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工業經濟狀況、認知傳統工業近代轉型、構建中國經濟史話語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法律史專家認為，《法律典》以豐富翔實的歷史資料充分證明了我國古代就有系統全面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這對當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爭取我國在國際法律界的話語權具有重要作用。動植物學家們在參編《生物學典》的同時，依靠已經收集到的豐富資料，還完成出版了《中國古生物學古籍題錄》《中國古代動物學名稱考》《中國蝗蟲學史》等學術專著。在已編纂出版大典的基礎上，有的出版單位已開始籌劃出版諸如“科舉”“環保”“保健”等系列專題史料集；有的出版單位擬借助計算機及網絡技術，進一步開發建設覆蓋整個學科領域的系統全面的古籍文獻資料數據庫。而反映我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的《天文典》《地學典》甫一問世，很快被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以及英國皇家天文臺等國外機構收藏。這些事例都可表明，作為集中華文化典籍之大成的重大文化工程，《中華大典》的編纂出版，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定文化自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當代科學研究、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必將發揮越來越多的重要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而已全面完成編纂出版的《中華大典》，也正是山林以啟，志在未來。

（作者系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編輯）

《光明日報》(2019年07月17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