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中國最初的了解，源于西人早期來華游記中或是荒誕夸張或是語焉不詳的記載。真正可視為信實記載的源頭，始于明清來華天主教傳教士的書信報道和著述，他們亦是16-18世紀中國文化典籍西譯的主要承擔者。他們所塑造的中國成為18世紀歐洲知識分子眼中的典范，這與19世紀歐洲文化優越視角下全然失魅的中國形成鮮明的對比。而進入20世紀，中國譯者與西方漢學家共同成為典籍西譯主體的新局面，既為中國文化西傳贏得更多的主動權和導向性，亦帶來諸多亟須反思的問題。《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下文簡稱《書系》)是新世紀中國學界首度系統地對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的傳播軌跡予以回顧與評判，并試圖對百年來中國本土譯介實踐的得失以及當下中國典籍外譯事業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下文遂以該書所述為鑒，對中國典籍西譯的歷史源頭、發展脈絡及當下現狀予以勾勒并對書系所作的思考略陳己見。

《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大象出版社出版

16-18世紀來華傳教士的中學西傳活動

16世紀到18世紀的三百年間，中國人在典籍西譯的歷史上是失語的缺席者。明清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作為當時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主力軍(以來華耶穌會士為主，多明我會及方濟各會士亦參與其中)，經由他們對中國典籍的譯介，他們在書信、年報中對當時中國國情和社會民生的介紹以及來華各個修會圍繞“中國禮儀之爭”發給教廷的一系列專題論文和報告，他們塑造出一個擁有強大理性文明的中國，因其地大物博、國力雄厚、富庶優雅以及完善的政治管理制度而備受艷羨。當時的主要譯介成果體現為1662-1711年間的來華耶穌會士的四個“四書”拉丁語譯本：

1662年在江西建昌用中拉雙語對照刻印的《中國的智慧》(Sapientiasinica)，書中刊載了首部拉丁文孔子傳、《大學》的全譯本并節譯《論語》前十章的內容。

1667、1669年，在廣州、果阿合刻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是為第一個《中庸》中拉雙語對照全譯本。

1687年借助法王路易十四的資助，在巴黎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作為對歐洲啟蒙思想家影響最為深遠的儒學譯述，該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拉丁文譯文、當時內容最為翔實的拉丁文孔子傳并附孔子像、《中華君主統治歷史年表》《中華帝國及其大事紀》及中國地圖等內容。該書出版后不久，隨即出現多部法語、英語轉譯本，在當時歐洲的《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學者雜志》(LeJournaldesS?avans)、《博學通報》(ActaEruditorum)、《文壇新志》(Nouvellesdelarépubliquedeslettres)等學術刊物上亦涌現多篇評論性文章，充分說明了該書在歐洲的受關注程度。

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中華帝國六經》(Sinensisimperiilibiriclassicisex)，是為“四書”拉丁文全譯本首度在歐洲正式出版。

上述儒學譯述的譯者皆延續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合先儒、批宋儒及佛道的做法，在譯作中一再聲稱：以利瑪竇為首的來華耶穌會會士在中國經典中發現、也從中國人的口中證實，中國古人借助理性和自然法之光已經認識到真神的存在。而譯作中所塑造的中國人憑借自身理性以及不懈的道德修為成功實現個人完滿并獲得幸福的生活模式，激發了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魁奈(Fran?oisQuesnay，1694-1774)、狄德羅(DenisDiderot，1713-1784)、洛克(JohnLocke，1632-1704)、沃爾夫(ChristianWolff，1679-1754)等歐洲知識分子了解中國甚至崇尚中國“理性”文明的強烈渴望。隨著18世紀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在“五經”的譯介上傾力頗多，并以歐洲“中國知識代言人”的身份與啟蒙思想家就中國問題保持長期通訊，歐人更為直接地獲取了中國歷史、地理、天文、科技、植物醫藥等方面的典籍譯文以及關于當下社會民生的豐富信息。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正是通過與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Bouvet，1656-1730)的通訊，獲其提供有關《易經》象數方面的詳細介紹，促使其將《易經》與他所設想的二進制進行比較并最終確定二進制論文的發表。而他在《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和多封長信中的觀點，亦將啟蒙思想圈有關中國人究竟是無神論者抑或自然神論者的辯論推向頂峰。萊布尼茨對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寄予極大的希望，在《中國近事》的序言中他開篇隨即指出：“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于匯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東方歐洲’的中國。我認為這是命運之神獨一無二的決定。也許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當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的時候，也會把它們之間的所有民族都帶入一種更合乎理性的生活。”正是因應啟蒙思想家們對于中歐“文明之光的交換”的殷切期盼，18世紀歐洲“中國熱”隨即應運而生。一個因其信史的古老而撼動《圣經》的編年權威、一個無需神啟僅憑個人努力和道德修為實現人生幸福的中國，正式進入歐洲思想史的發展進程，展現出其獨特的世界性意義。

19世紀中國文化經典對歐洲的影響

伴隨著19世紀新教傳教士大量來華和歐洲專業漢學的興起，歐人對中國文化典籍的涉獵相對18世紀而言，其譯介范疇更為廣泛，研究深度及其批判性觀點更是令人驚嘆。個中翹楚首推英國從傳教士漢學到專業漢學過渡階段的代表性人物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在其《中國經典》(TheChineseClassics)和《中國圣書》(TheSacredBooksofChina)的譯著中，他不僅系統完成了儒家“四書五經”的英譯，亦選譯《道德經》《莊子》等道家經典。在完成對原始哲學宗教文獻兼顧文體和文意的信實理解和翻譯的同時，他撰寫的那些廣征博引而又細致入微的緒論及注疏、腳注中保持個人獨立思考的質疑和評述，都全面展示了他對于中國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19世紀早期漢學家身上特有的注重實證考據的嚴謹學風。同樣的治學路徑，亦展現在法國專業漢學首席掌門人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1788-1832)及其學生儒蓮(StanislasJulien，1797-1873)、鮑狄埃(Jean-Pierre-GuillaumePauthier，1801-1873)在其著述中對耶穌會士的“四書”譯著的批判性借鑒以及對《道德經》《史記》等文化典籍的細致譯介上。突破傳教士漢學的籠罩、追求學術自覺性的特點，同樣體現在這一時期漢學學術刊物對中國典籍西譯的推進上，由19世紀早期的《中國叢報》(ChineseRepository)到19世紀后期的《中國評論》(TheChinaReview)，乃至《遠東雜志》(TheFarEast,IllustratedwithPhotographs)、《通報》(T’oungPao)等的創辦，都呈現出對中國經典翻譯數量及范圍的大大增加及更為深入、中肯的學術評論。

但漢學的迅猛進步卻和中國文化在當時歐洲的影響形成反比。伴隨著中國國力的沒落，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因應自身國力的增強及其對外殖民擴張，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使得原本投射向東方的崇拜目光慢慢轉為鄙視，亞當·斯密、黑格爾等人均將中國視為靜止、黑暗、專制的代表，盡管仍有叔本華這樣的歐洲哲學反叛者為中國的自然宗教以及“天人合一”觀作贊歌，19世紀俄羅斯駐北京東正教使團中的比丘林(IakinfBichurin，1777-1853)、瓦西里耶夫(VasiliiPavlovichVasilyev，1818-1900)、巴拉第(ArchimandritePalladius，1817-1878)等俄國漢學家在漢籍西譯的成就上亦令人驚嘆，整體上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到19世紀已被極大邊緣化。但值得欣喜的是，以辜鴻銘為代表的中國譯者在此時開始正式亮相典籍西譯的歷史舞臺，且因其學貫中西明察時勢，針對一戰后歐洲大眾對恢復社會秩序的渴望以及對西方文明沒落的擔憂，辜氏旨為中國文化正名而打造的一系列儒學典籍譯本，出版后收獲無數美譽，繼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四書”譯本后，二度在歐洲引發崇尚之風。

20世紀中國文化經典對西方的影響

延續19世紀歐洲專業漢學打下的深厚基業，以衛禮賢(RichardWilhelm，1873-1930)和顧賽芬(SeraphinCouvreur，1835-1919)為代表的漢學翻譯家在20世紀上半葉依舊占據中國文化典籍西譯的高地，但不同于沙畹((EdouardChavanne，1865-1918)、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所代表的法國漢學歷史語文學傳統，也不同于福蘭閣(OttoFranke，1863-1946)、佛爾克(AlfredForke，1867-1944)等德國學院派漢學家基于民族主義視角對中國文化作出的判斷，以衛氏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親歷者，在其譯作中流露出對于東方文明的平等相待及同情性理解，衛氏的《易經》《太乙金華宗旨》譯文也再度激發了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榮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等西方學者對東方“開啟性真理”的高度肯定。

隨著納粹政權的上臺，歐洲漢學研究的力量開始轉移到美國，英文刊物《天下》的橫空出世以及燕京學社的創辦，標志著一批留美的中國學者有意識地主動參與到中國典籍西譯的活動中。憑借天時地利人和，美國專業漢學力量不斷壯大并一舉在20世紀下半葉實現美國中國學的興起。盡管其研究目標由古代中國轉向近當代，但對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譯和研究卻從未停止，龐德(EzraPound，1885-1972)、安樂哲(RogerAmes)、郝大維(DavidHall)、浦安迪(AndrewPlaks)等現當代學者對中國古代詩歌、哲學典籍乃至小說的譯介是為實例。其中，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模仿、對儒家典籍的學習、吸收和翻譯，最終促成其“詩歌意象”理論的誕生和英美現代詩歌頂峰的到來，且終其一生，龐德都將儒學作為其精神和思想的重要支點，視為解決西方現代社會矛盾的思想源泉。而安樂哲、郝大維《論語》《中庸》譯本的問世，更是在西方學術界掀起中國古代哲學典籍英譯新范式的激烈爭論。

戰后逐漸得以恢復的歐洲漢學，在保持其原有學術傳統的同時，亦萌生新的發展傾向。例如與《通報》并稱漢學學術期刊雙雄的《華裔學志》(MonumentaSerica)，在其創辦初始便與中國學術界保持著密切聯系，一直將中國古代經典作為翻譯的重點，并開辟四裔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而其大量刊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論文，亦從歷史文獻學研究的角度切實呈現了中國文化西傳的早期途徑，以及傳教士外文漢學文獻是為中國近代史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深刻認識。此外，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阿瑟韋利(ArthurWaley，1889-1966)、德國翻譯家孔舫之(FranzKuhn，1884-1961)、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H.VanGulik，1910-1967)以及當代的霍克斯(DavidHawkes，1923-2009.)、閔福德(JohnMinford)、史華慈(RainerSchwarz)等對中國古代詩歌、古典小說、神話、笑話乃至《洗冤錄》《狄仁杰案》等文化典籍流暢優美的翻譯，使其成為西方社會家喻戶曉的讀本，成功實現了中國古代經典在歐洲社會的通俗化傳播。同樣備受西方讀者青睞的，還有以麥家、莫言為代表的中國當代小說譯本。麥家的小說《解密》其英譯本在英美出版后，上市的第一天便打破了中國作家作品在海外銷售的最好成績，使其成為首位被“企鵝經典文庫”(PenguinClassics)收錄作品的中國當代作家，其譯者英國漢學家米歐敏(OliviaMilburn)的譯介貢獻毋庸置疑。同樣表現出色的還有該書的西班牙語譯本，2014年6月當其在24個西班牙語國家上市時，首印冊數達3萬之多，規格已與歐美暢銷書作家齊平。

20世紀后期隨著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崛起，新時代賦予我們向世界展示自身文化豐富性的新機遇和新使命，中國典籍外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現了專門從事中國文化外譯與出版的機構——外文局。由其組織楊憲益夫婦等著名譯者打造的“熊貓從書”(重點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和英文期刊《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翻譯內容上既有古代文學，亦有近當代文學，翻譯體裁上涵蓋小說、詩歌、散文、戲曲、雜劇、寓言、回憶錄、相聲、小品文等)，最早擔負起國家對外宣傳的使命。自此，國家機構、中國學者、域外華裔學者和漢學家共同組成當代“中學西傳”的多元翻譯隊伍，并憑借各自的資源和所長，使得中國典籍的譯介無論是在類別還是數量上，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對于中國文化典籍西傳的翻譯研究及反思

隨著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廣泛傳播，19世紀以來形成的世界文化格局亦被逐漸改變，但在此過程中亦涌現出諸多的教訓。譬如“熊貓叢書”在上世紀后期的銷量萎縮等。外文局作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國家隊”，盡管其翻譯活動是為國家服務并應表達國家的文化態度，但就域外傳播的成效而言，關鍵在于如何以更為切實的方式來向不同的域外受眾傳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對此無疑要充分借鑒傳播學理論及其研究成果。這不僅要求我們的“國家隊”要放下身段，致力于與對象國主流媒體及出版社合作打造其出版流通渠道，更在于要擺脫國內政治宣傳的固化模式，針對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不同文化圈的審美取向、文化禁忌乃至當下社會的思潮，有的放矢地選擇中國文化典籍進行譯介。通常一部充分考慮、尊重并回應受眾群體感受的譯作能有效淡化異質文化特質中的突兀感，甚至能將“他者”身上的諸多陌生特質轉化為解決讀者自身精神危機的思想資源，這亦是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儒學譯本以及辜鴻銘譯本能在不同時代的歐洲皆引發崇尚之風的原因。此外，我們亦應主動尋求與國外知名的出版集團合作——《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之所以能成為啟蒙時代的暢銷書，與其借助當時法國最好的出版資源有莫大關系——在其核心學術刊物或是各國文化圈的重要報刊上，定期開辟專欄，針對國外輿論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及當下熱點問題等，一方面接受辯難直述己見，主動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另一方面可選譯刊載與之相關的中國古代典籍、重要領導人語錄文集或者外交文書，用以支持自身的觀點；中國駐外大使、各國孔子學院院長定期接受當地主流媒體的采訪，并向其外國受眾有針對性地推薦了解中國文化的典籍讀物等，這種局部、分散但在文化外宣上時效性更強的舉措，可與大規模、系統性的典籍外譯工程形成互補。

需要反思的另一重點是典籍外譯理論的總結與創新，事實上這亦關涉中國學界期盼已久的“本土理論創新”問題。從中譯外譯本數目的長時段統計情況看，中國譯者主體進入典籍外譯史的時間短、譯本數量少且出版流通渠道有限，這也悖論性地體現在長期以來在整個譯介學領域具備強大學術話語權的西方翻譯學理論，在“中譯外”實踐中的明顯不適用以及本土翻譯理論的缺席。《書系》導論以“譯者主體研究”為線索，分析對比傳教士譯者與西方專業漢學家在中國典籍外譯上的貢獻及其存在的問題，指出當代中國學界既要正視傳教士譯介成果中存在的基督宗教及西方中心主義文化立場，肯定其學術貢獻的同時對之進行必要的學術批判，在當代需注意保持自身學術的目標、立場并跨越研究中教派、國別的局限，“實事求是地對待西方漢學研究著作中的錯誤”，結束對百年西學(包括西方漢學)的崇拜進入平等對話的時代，進而走出西方漢學研究的范式，懷著對自己歷史文化的敬重之心，重建中國學術的敘述。

事實上，《書系》19卷本除了關注并反思中國文學典籍在西方的譯介及影響，亦是國內學術界首次對中國文化、中國古代文學在南亞、東南亞、阿拉伯、東亞四個地區的傳播和影響進行集中式的研究。在其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學術于思想的影響并非只局限于東亞漢字文化圈，實際上是以東方啟蒙思想的形態，先后進入世界上多個文明體的思想體系之中，并成為其思想認識進程中的變革性因素；參與中國文化典籍譯介的研究者，無論是早期的來華傳教士還是當代的專業漢學家，都與中國譯者和國家外宣機構共同構成中國典籍外譯的歷史同盟。反過來看，對于經由中國典籍外譯而萌生的域外中國學研究，又對中國近現代學術研究范式的變遷產生極大沖擊，而中西文化的交錯共生以及相互間的辯難啟發，無疑賦予了當代中國學術研究更多的思考維度。期盼籍由對中國典籍外譯史的系統梳理和經驗反思，能推動學界從全球史的視角下重新審視當代中國對外言說自身的發展理念時可用的思想資源，探尋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