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吳玉章(1878—1966)，四川榮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延安大學校長、華北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等職。著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憶錄》《中國歷史教程緒論》《文字改革文集》等。

　　吳玉章一生起伏跌宕，充滿傳奇。他不僅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始終致力于革命斗爭，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知識分子。吳玉章廣泛涉獵多個學科領域，尤其在語言文字學、歷史學、教育學等方面著述頗豐，他的學術著作、治學理念、教育思想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坐落于中國人民大學校內的雕像“吳玉章校長與學生在一起”。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檔案館提供

　　走上革命道路

　　吳玉章青少年時期就樹立了救國救民的理想，但他尋找光明的道路卻是艱難曲折的。1892年，14歲的吳玉章到成都尊經書院求學，與同學游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名勝古跡時，時常聯想到國家的危急存亡。清朝末年腐敗的學政，斷送了吳玉章讀書求學的前程，他不得不棄學回家。甲午戰爭后簽訂的《馬關條約》，使他痛心疾首，對國家的前途憂心如焚，開始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后來，受康梁的影響，他決心做一個變法維新的斗士。戊戌變法失敗的現實，讓吳玉章苦悶地領悟到，在中國改良是行不通的，必須尋找新路。1903年3月，吳玉章變賣田產，辭別妻兒，東渡日本，希望一邊留學一邊尋求救國之路。在日本，他接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深以為然，隨即加入了同盟會，修正了救國圖存的方向。遺憾的是，他和同盟會的同人為推翻清朝所做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的烈火席卷全國。回憶這段歷史，吳玉章說：“我奔走革命最榮幸快活之事，無過于此。”然而，由于歷史的局限性，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終以失敗告終。在救國之路上再次陷入迷茫的吳玉章，不得不踏上了遠赴法國的輪船。為了尋找革命真理，1914年他進入巴黎法科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同時積極關注國內的革命形勢發展。再次回到祖國時，他仍在不斷地尋找革命的曙光。1925年4月，吳玉章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他曾深情總結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我入黨時，已經47歲。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進的。從我少年時代起就為國家的憂患而痛苦，而焦慮，而奔走，企圖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條光明大道。但是，找了將近30年，經過失敗，勝利，再失敗，直到十月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到中國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條正確光明的革命大道。我所經歷的途程是多么漫長，多么艱難啊！”

　　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吳玉章奮不顧身，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與此同時，吳玉章一生酷愛學習，堅持嚴謹求實的學術作風，在教育、歷史、語言文字等諸多領域建樹頗豐。1929年，吳玉章初到莫斯科時，連一個俄文字母都不認識。年過半百的他，克服記憶力下降、口齒不如年輕人靈活等重重困難，爭分奪秒，朝讀夕溫，硬是啃下一本本俄語教材，一年后順利通過了俄語聽說讀寫的難關。無論在多么艱難的情況下，他都堅持學習，堅持著書立說，成為革命隊伍中著名的學者。同時，學術也是他進行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是他救國救民的思想利器。在中共黨史上，吳玉章與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徐特立并稱為“延安五老”。他們同屬“辛亥”一代知識分子，后來都積極投身于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延安五老”積極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們術業有專攻，故而能更加靈活地將馬克思主義應用于各自領域。其中，吳玉章在歷史學、語言文字學領域成果豐碩。在歷史學方面，他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于中國歷史問題研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其思想和觀點在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語言文字學方面，他將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字改革上。

　　吳玉章在小學檢查孩子們學習漢語拼音的情況。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檔案館提供

　　推動漢字簡化

　　吳玉章為什么對漢字改革如此積極并矢志不渝？因為在他看來，漢字改革不僅是簡單的文字變化，而且是昌明教育、發展科技、振興國家的基礎，是他實現愛國、報國、強國理想的必經之路。

　　吳玉章始終把普及教育、提高民眾的文化素質作為文字改革的重要目標。“我已經八十歲了，從小習用漢字，如果單為個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為人民大眾和子孫后代，我必須堅持文字改革，為它奮斗到底。”吳玉章在1958年全國政協會議上作報告時這樣說。這樣厚重溫暖的胸懷，來自身為知識分子的擔當，來自對國家對人民深切的愛。簡化漢字并且給新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我們今天仍在使用。但隨著歷史煙塵的漸漸遠去，很多人對漢字的誤解卻在加深。我們回憶和緬懷吳玉章參與文字改革的歷程，可以揭開歷史真相，也可以加深我們對現代漢字的認識，對簡化漢字正本清源。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文盲人數約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吳玉章深刻認識到，絕大多數人不識字的狀況，嚴重影響到文化的普及，而造成文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漢字繁難。魯迅小說《孔乙己》中有諷刺小知識分子對“異體字”自鳴得意的情節，“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么？”一字多形，給普通民眾識字造成了不少困難和障礙。所以早在明清時期，一些文人學士就開始有意識地使用簡體字，并出現了關于簡化字的言論、文章和著作。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與國語羅馬字母運動興起同時，簡化字也得到了發展。1920年，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提倡簡化字。吳玉章經常和林伯渠等同志研討中國文字改革的途徑與方案，并在共同研究的基礎上，于1930年撰寫《拉丁化中國字初學教本》。他結合外國文字改革的經驗，認識到漢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文盲人口占大多數的現狀較新中國成立前沒有實質性改變。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國多次開展掃盲運動，就是為了解決識字問題。著名語言學家胡明揚先生講過一個故事，他小時候總是無法把繁體字“雞”完全寫進紙上的小格子里，以至于“恨屋及烏”，見到雞就追著打。漢字簡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漢字的繁難程度，對識字教學提供了幫助。有人在掃盲班同時用簡化字和繁體字進行掃盲試驗，結果是用簡化字掃盲比用繁體字掃盲效率高20%左右。那時，北京開設了很多識字班，有工廠辦的、學校辦的，也有文化館辦的。第六文化館速成識字班有個姑娘叫李瑞英，上掃盲識字班每天突擊一百多個生字。她平時兜里總帶著粉筆、書本，走路時念，吃飯時寫，每天認字到深夜兩三點鐘。三個月后，她學會了2000個字，能讀書、寫信了，被評為學習模范。這足見簡化字在掃盲運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識字教學中，簡化字比繁體字的效率要高15%左右，而在書寫方面則要高出40%以上。在中國普及教育，必須以識字教育為前提，一個文盲是無法談及數學、物理等基礎教育的。因此，普及文化教育的效果與識字教育的廣度、深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可以說，識字教育的效率直接關系到教育事業發展、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吳玉章從舊中國艱難走出來，對提升國家教育水平、科技能力有著刻不容緩的緊迫感。進行漢字改革，是他畢生的學術理想和追求，這種理想和追求來自于他為國家、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

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檔案館提供

　　探索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如今在語文教育、國際中文教育、計算機應用等方面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人們使用漢語拼音如同使用漢字一樣駕輕就熟，以至于不會想到它經歷的歷史風霜和千磨萬難。當初吳玉章等學者探索漢語拼音之路，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的過程是十分艱辛的。單就使用拉丁字母而言，在當時就曾飽受質疑，遇到了很大阻力。吳玉章說：“有些人認為拉丁字母好是好，但不是我們中國創造的，因此聽說要用它來拼寫我們的漢語，心里總是有點別扭。”他當時能站在歷史、世界和未來的高度，力主采用普遍通行的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而不是羅馬字母、斯拉夫字母等，在今天看來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漢語拼音在助力漢字掃盲、提高教育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實驗表明，只要掌握了26個字母和拼音方法，就可以利用拼音來學習漢字，進而可以閱讀漢字和拼音對照的讀物，從而進一步提高閱讀能力。當時山東平原縣的王美榮是一個有四歲孩子的母親，花了9天時間，突擊學會了1500字，大家稱她為“識字女狀元”。過了幾個月，“回生”了600多字，后來她用八九天時間學會了拼音，不僅把全部“回生”的字“回熟”了，還能夠看注音讀物，并通過拼音學習新字，解決了閱讀中的“攔路虎”。《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國的文盲數量從80%一下子下降到了52%。無論男女老少，都掀起了一股學習漢字、讀書看報的熱潮。在推廣漢語拼音的實踐中，吳玉章始終奮戰在第一線，身體力行地前往多個省市推動漢語拼音教學。20世紀50年代，他首先在中國人民大學幼兒園選擇幾個班作為漢語拼音的“試驗田”，讓班上的孩子們試學。他親自到幼兒園聽孩子們讀書，檢驗《漢語拼音方案》的效果。1960年，他不顧年事已高，到哈爾濱市郊的一個農村考察，恰逢北風呼嘯、雪花紛飛的天氣，他手拿拐杖，耐心詢問農民們學習漢語拼音的情況，直到黃昏才返回駐地。在他的努力下，《漢語拼音方案》在群眾中試教、試學、試用，逐步推行了起來。

　　如今，漢語拼音已經成為國際中文教育的“拐棍”和“抓手”，以學習漢語口語為主的外國人很多是借助漢語拼音來完成學習的，這正得益于當時采用的拉丁字母方案。在漢語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漢語拼音同樣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是當初吳玉章等人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財富。一個國家文化的魅力、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過語言表達和傳遞，掌握一種語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國文化的鑰匙。漢字和漢語拼音正是這樣一把金鑰匙。

　　1956年7月17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推廣普通話訓練班畢業紀念。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檔案館提供

　　做學問老老實實

　　1940年，吳玉章在《六十自述》一文中回顧了自己從小不偷懶、不茍且、不半途而廢，堅韌、忍耐的做事風格。他認為，學問來源于刻苦、用功，做學問必須老老實實，這是吳玉章一生秉持的治學態度。

　　他對漢字的研究很好地詮釋了他的學術風格。漢字研究是一項非常艱難瑣碎的事情，不僅需要深厚的學術功底，還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幾千個常用漢字，要把每個字的來龍去脈搞清楚，要搜集歷朝歷代的民間俗字、手抄本用字、生活用字等。在從事艱苦卓絕革命工作的同時，在對敵斗爭面臨生死考驗的時期，在物質條件匱乏、缺少參考資料的環境下，可想而知這是一件多么艱難的事情。他為了求證一個字的來龍去脈，常常熬幾個通宵。寫出《中國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后，他竟然瘦了十幾斤。

　　他對文字改革的態度和認識是實事求是的，他指出：“我們并不企圖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替漢字，目前我們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來教育文盲，使他們在最短時間內可以用新文字學習政治與科學，也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學習漢字。”吳玉章認為，科學的研究必須敢于打破舊的東西，創造新的東西。

　　堅持獨立思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吳玉章嚴謹治學的重要方法。在文字改革的實踐中，他很注意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如在延安開展新文字運動時，他發現在人們的思想和工作中存在一些錯誤，便在1941年12月新文字協會第一屆年會的報告《新文字在切實推行中的經驗和教訓》中指出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問題。為了進一步消除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之間過去造成的隔閡，他在1950年2月為黎錦熙著《國語新文字論》作了這樣的題詞：“加深對于方案的研究，把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其他改革方案的優點都吸收過來，把它們的缺點都去掉，以便求得一個完善的方案。”后來的《漢語拼音方案》就是按照這一精神制定的。

　　新中國百廢待興。吳玉章謝絕了政務院擬委任的重要行政領導職務，毅然投身教育事業，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人才。在黨中央決定成立新中國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時，德高望重的吳玉章被任命為首任校長。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親自奔波籌措校舍、準備招生開學。1950年10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正式開學，揭開了由中國共產黨親手創辦社會主義新型正規大學的新篇章。吳玉章非常重視對青年進行理想前途教育,要求青年樹立明確的奮斗目標，因為“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是關系到國家興亡和革命成敗的大問題”。吳玉章認為：“青年人首先要樹雄心，立大志；其次要度衡量力，決心為國家、人民作一個有用的人才；為此就要選擇一個奮斗的目標來努力學習和實踐。”他不僅要求每一個青年都應該有理想、有抱負、樹立遠大志向，并且應始終不渝地為之奮斗。“能夠獻身于自己祖國的事業，為實現理想而斗爭，這是最光榮不過的事情了。”“人生在世，事業為重。一息尚存，絕不松勁。東風得勢，時代更新，趁此機，奮勇前進。”

　　早年，吳玉章在赴日本途中寫過這樣一首詩：“不辭艱險出夔門，救國圖強一片心。莫謂東方皆落后，亞洲崛起有黃人。”多年后，毛澤東對吳玉章有過這樣的評價：“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不辭艱險、救國圖強，吳玉章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吳玉章始終初心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