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劍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館員)

數月前,三星堆考古又有新發現。相關“祭祀坑”出土的諸多文物,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再添新證。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被譽為“20世紀人類最重大考古發現之一”的三星堆遺址一次又一次令世界驚艷。三星堆文化發現和發掘歷程若何?三星堆出土遺物呈現的古蜀文明有何特色?三星堆與中華文明有著怎樣的關系?為探索這些問題,光明悅讀約請《探尋古蜀國:從三星堆看中華文明》一書的作者撰文,由一本書出發,為讀者深入解讀三星堆。

 《探尋古蜀國:從三星堆看中華文明》 黃劍華著 研究出版社

 一朝醒 天下聞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唐朝詩人李白的《蜀道難》,為傳說中的古蜀歷史抹上了一層濃郁的神秘色彩。

 其實,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遠古時期,就已經是古蜀先民的棲息之地了。到了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時期,至遲三千多年前,古蜀國已成為西南地區的一個強盛富庶之國。但由于傳世文獻對古蜀早期歷史的記載非常模糊,故而云遮霧繞,一直給人以撲朔迷離之感。

 譬如揚雄《蜀王本紀》記載:“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常璩《華陽國志》寫道:“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又說“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疏略”。

 直至近代,有了三星堆等考古發現,古蜀國的神秘面紗才一點一點被揭開。

 讓我們的目光向時光深處回溯。那是20世紀30年代初的一天,四川廣漢月亮灣的農民燕道誠,為了與家人灌溉農田,車水淘溪時發現了埋藏的一枚玉石器。1934年春,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美籍教授葛維漢在征得四川省教育廳與廣漢縣的同意后,對月亮灣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也發現了一些玉石器。

 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學家馮漢驥教授與王家祐先生曾幾次前往廣漢考察。他們推斷,三星堆與月亮灣一帶遺址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

 后來驚人的考古發現,完全證實了先輩考古學家們的預測。

 1986年7月18日,考古學者在三星堆發現了一號坑,7月25日,又發現了二號坑。這些坑,出土了數量眾多的青銅人頭像、青銅面具和青銅器物,還有金杖、金面具和各種玉石器,以及象牙、海貝等物品。其中,高大的青銅立人像、詭異的縱目人面像、形態各異的青銅人頭像,組成了一個千姿百態且栩栩如生的神秘群體。還有奇特的青銅神樹和眾多的鳥、虎、龍、蛇等飛禽走獸青銅造像,鑄造精美,造型神異,令人嘆為觀止。

 關于三星堆的歷史年代關系,從出土材料看,一號坑的年代約相當于殷墟文化第一期,二號坑的年代大致相當于殷墟文化晚期。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尊與青銅罍,就與殷商青銅文化同類器物造型比較一致。三星堆出土的陶盉等器物,則和二里頭時期同類陶器相似。

 這些豐富而又罕見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無與倫比的絕世珍品,為我們了解神秘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它們真實地印證了文獻古籍中的記載,并由此可知,傳說中的古蜀王國并非子虛烏有,而是如此燦爛。位于廣漢一個河畔的三星堆,由于一號坑與二號坑的考古發掘,而轟動世界。

 近來,三星堆又有新發現。考古學者在一號坑與二號坑附近發現了三號坑、四號坑、五號坑、六號坑、七號坑、八號坑,出土了青銅方尊、青銅人像、青銅面具、金面具、象牙等大量珍貴文物。其中的絲綢遺跡,再次令世界矚目。據史籍記載,古蜀是最早養蠶和紡織絲綢的部族,《說文》解釋“蜀”字,就是以蠶作為族名,所以蜀山氏又稱為蠶叢氏。《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和蜀山氏聯姻,黃帝的元妃西陵氏女嫘祖也是蜀地人,并將絲綢傳到了中原和全國,被后世尊崇為先蠶。據傳世文獻與地方志記載,古代蜀人飼養家蠶從傳說的蠶叢時代就開始了,故教人養蠶的蠶叢被后人祭祀為青衣神。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高大青銅立人像所穿的龍紋長衣,無論從細膩的質地還是從精美的圖案花紋來看,都應是高級絲織品。三星堆發現的絲綢遺跡,印證了史籍中的相關記載,充分說明,古蜀是中國絲綢的故鄉。

 三星堆,由于驚人的考古發現,如今已成為一個聞名遐邇的地方。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A型金面罩青銅人頭像 研究出版社提供

 三星堆一號坑出土的金虎 研究出版社提供

 三星堆一號坑出土的黃金面罩 研究出版社提供

 三星堆出土的海貝 研究出版社提供

 古蜀真容初現

 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展示了一個絢麗多彩的古蜀世界。

 三星堆青銅造像群,顯示了古蜀國昌盛的祭祀活動,它們既是群巫集團,又是古蜀國統治階層的象征。高大的青銅立人像,可能象征蜀王與大巫師,眾多青銅人頭像應配置木制或泥塑身軀使用,可能代表著古蜀國各部族首領。三星堆青銅神樹,則表現了古代蜀人對太陽神話的崇尚,以及溝通宇宙的想象。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器,也與祭祀有關。二號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畫的圖案,就描繪了祭祀神山的情景。

 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璀璨的金器,說明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黃金制品的部族之一。

 三星堆出土的陶器,數量龐大,類型甚多。陶器的用途與數量,充分反映了農副產品的豐盛,說明了古蜀國手工業與農業生產的興旺,顯示了社會生活的繁榮。

 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以及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象牙,透露了當時蜀地曾有象群棲息,為后世了解古蜀國的環境狀況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動物骨骼,有豬、牛、羊、馬、雞、犬等,還有青銅水牛頭和栩栩如生的青銅公雞,說明古代蜀人家畜飼養業也很發達,數量與規模都頗為可觀。

 除了一號坑與二號坑以及后來幾個坑的發掘,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整個遺址范圍也做了深入調查,發現和確認了三星堆城墻,呈南寬北窄的梯形布局,現存面積2.6平方公里。根據考古發掘揭示的地層疊壓關系,可知城墻修筑于商代早期,使用至西周早期。

 在三星堆城墻兩側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遺址,表明這里曾長期有大量先民居住。這里作為古蜀時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當長的繁榮昌盛的社會生活。結合文獻記載,從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推測,三星堆規模宏大的都城可能是魚鳧王朝國力鼎盛時修筑,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鳥頭勺柄便與魚鳧氏有關,一號坑出土的金杖圖案也透露與魚鳧王朝的關系。杜宇成為蜀王之后,三星堆都城仍在使用,后來鱉靈取代杜宇建立了開明王朝,由于改朝換代、都邑遷徙與洪災等原因,三星堆古城才被逐漸廢棄。

 三星堆驚人的考古發現,特別是1986年一號坑、二號坑的相繼發掘,以及最近幾個坑的考古發掘,揭開了千百年來籠罩在古蜀歷史上的神秘面紗,使我們看到了湮沒達數千年之久的古蜀國的真實面目。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在三星堆一號坑與二號坑發現之后,成都平原上又有了寶墩文化8座早期古城遺址的發現。2001年又有了金沙遺址的考古大發現,出土了太陽金箔飾、金冠帶、石跪人像、玉器與象牙等大量珍貴文物。通過這些重大考古發現,我們真實地看到了夏商周時期成都平原確實存在著一個以古蜀族為主體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國,我們觸摸到了古蜀文明的壯麗和輝煌。

 三星堆青銅造像群以豐富多彩的內涵,充分顯示了長江上游古蜀文明的獨特性。它既不同于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長江中游的楚文化,而是在社會禮俗與民族文化方面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古代蜀人特別擅長形象思維,具有極其豐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通過青銅造像群表現的古蜀人神交往觀念,有神奇的魅力,更有震撼的效果。青銅人物造像群,為我們研究古蜀人的來源與族屬提供了重要資料。蜀族是古代蜀國的主體民族,而在蜀國的范圍內還應包括和蜀族結盟的其他兄弟民族。所以古代蜀國在舉行大型祭祀活動的時候,既有華貴顯赫的群巫之長(蜀王),又有威武軒昂的群巫(各部族首領),還有蜀族和各部族共同崇拜信仰的神靈象征。三星堆青銅人物造像群所展示的,便正是這樣一個生動精彩的場景。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分布示意圖。新華社發

 南北文化交融

 中國自上古以來,便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國家。長江和黃河,都是中華文明的搖籃。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古蜀文明與中原華夏文明都屬于地域文化的范疇,各自的不同特色是和農業生產方式密切相關的。對自然的認知,對祖先的傳說,古蜀與中原都有各自的說法。

 譬如神話傳說方面,中原黃河流域和北方地區崇尚的主神是黃帝,長江流域和南方地區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國的傳世文獻中,代表中原文化傳統的一些古籍,如《竹書紀年》《世本》,以及后來的《大戴禮記·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帝王世紀》等,都是以黃帝作為傳說的中心人物。

 而代表南方文化傳統的《山海經》中,關于帝俊的記載,則構成了一個帝俊神話傳說體系。《山海經》中記述說,帝俊不僅是太陽和月亮的父親,還是人間眾多部族之父。其中非常重要的說法是《山海經·大荒西經》中所述“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這是古籍中關于農神與五谷起源最明確的記載了。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種五谷的農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見帝俊與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著密切關系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農神后稷的活動區域主要是在長江上游,和古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四川的地理環境非常適合稻作栽培,特別是成都平原,氣候溫暖、土壤肥沃,從文獻記載來看,古蜀國很早就已成為一個生產水稻的中心。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山海經·海內經》已有“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記載。都廣之野,通常就是指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后稷是公認的農神,而葬在都廣之野,可見農神與古蜀的關系確實非同一般。

 關于古蜀的稻作農業與文化崇尚,不僅《山海經》中記載了帝俊與后稷的神話傳說,成都平原的一些重要考古發現也給予了充分的揭示。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就印證了《山海經》中關于帝俊的一些神話傳說,揭示了古代蜀人信奉的太陽神話與龍的崇拜。

 三星堆考古發現揭示的古蜀文明,作為中國古代南方文化系統長江上游的一個重要文明中心,與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有許多明顯的不同,同時又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相互之間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和影響。來自中原王朝的青銅文化,曾對南方地區進行了較為強勢的傳播,在安徽、湖南和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尊與青銅罍,就接受了殷商文化的影響。而古蜀的文化崇尚,也對周邊區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譬如關于龍的傳說和對龍的崇拜就與稻作農業密切相關,最早起源于長江流域和南方地區,曾盛行于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上就有龍的造型。后來,隨著稻作農業由南而北的傳播,龍的崇拜也流傳到了淮河流域與黃河流域,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崇尚。

 文明多源一統

 如果說三星堆出土文物展現了古蜀文明的輝煌,那么金沙遺址考古發現則揭示了古蜀文明的延續。而在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年代之前,在成都平原上有寶墩文化等眾多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充分說明了古蜀文明的久遠。這對中華文明起源呈現出多元一體、多元一統的發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證。

 在中華文明起源發展過程中的六大文化區系中,輝煌的三星堆古蜀文明高度發達,完全可以同中原殷商文明媲美。它充分說明,中原以外的周邊區域并非都是蠻夷落后之區,在中華文明多源一統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中,都有著各自的重要地位,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近萬年以來,這些區系的交匯、撞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文化逐漸認同、經濟逐漸融合,才有了中華民族根深葉茂的堅實歷史基礎,形成了中華文明渾厚的兼容性和強勁的凝聚力。也正是由于三星堆古蜀文化與中原殷商文化各自所具有的鮮明特色,展現出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南北兩個文化系統的絢麗多彩,并隨著相互間的傳播影響和交流融合,中華文明才譜寫了青銅時代杰出而又輝煌的篇章。可以說,三星堆古蜀文明并不單純是一個輝煌的區域文明,更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明的一大驕傲。

 在世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三星堆考古發現揭示的古蜀文明,也堪稱世界東方文明的一顆明珠。三星堆考古發現還揭示了古蜀與南亞、中亞的遠程貿易和交流,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貝就來自溫暖的印度洋海域,蜀布與絲綢很早就通過西南古商道銷售到了古印度、大夏(阿姆河流域)與古羅馬。說明了古代蜀人并不封閉,很早就與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了經濟貿易往來。人類文明史的發展,并不是封閉的,而是相互交流影響和促進的結果。中華文明自古以來也是開放的,與世界的交流可謂源遠流長,三星堆考古發現對此也是一個很好的印證。

 從美術考古角度來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造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不僅是中國古代藝術發展史上的輝煌杰作,也在世界美術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以往,由于古希臘和古埃及在人物雕像藝術方面的絢麗景觀,而使西方學者忽略了中國等世界東方國家在人物雕像方面的成就,甚至認為中國古代雕塑主要表現在器物裝飾上。自從有了三星堆青銅人物造像群的考古發現,這一偏見被有力地糾正過來。三星堆說明,古老的中國同古希臘和古埃及一樣,在人物雕像藝術方面同樣有著悠久的歷史,曾經鑄造出了大量神奇精美的千古杰作。

 總而言之,舉世矚目的三星堆考古發現,所揭示的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內涵和穿越時空的藝術魅力,將永遠閃爍著輝煌而燦爛的光芒。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