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少川(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教授)

我國自古就有重視學術、梳理學術發展脈絡的傳統,從先秦諸子論學,到《史記》創設《儒林列傳》《漢書》創立《藝文志》,延至明清,歷代皆不乏名賢對前代或當代學術作“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作。到了清初,浙東學者黃宗羲終于獨樹一幟,撰成我國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學術史專著《明儒學案》,此書依學術源流,“支分派別,條理粲然。其于諸儒也,先為敘傳,以紀其行;后采語錄,以列其言”。采用總論、傳略、采文等體例,記述有明一代各學術流派的思想和發展演變,并附其人之著述言論以為例證,從而構建了史學上的學案體史書體裁,把學術史的考察置于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

近代以降,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陳垣、陳寅恪、錢穆等著名學者,站在近代新學的高度,對古代學術史重加評判,由此開始了對中國學術史研究歷程的回顧和探討。比如,梁啟超先生便從舊史儒林傳、藝文志說起,直到清代的《漢學師承記》《學案小識》,對學術史著述的淵源及在清代的成就作了條分縷析的梳理。陳垣先生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則指出:“自燈錄盛行,影響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淵源錄》、黃梨洲之《明儒學案》、萬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體而作也。”20世紀以來,對于學術史之史的討論,更多地集中在對《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的論述上,真正系統、全面地考察中國學術史研究的起源、發展,以及學術史編纂體例的變革、演進者,應屬陳祖武先生的《中國學案史》(以下簡稱《學案史》)。該書根據學案史史籍的特點,將其置于思想史、史學史、文獻學的交匯點上予以考察,辨析入微,翔實細致地梳理了中國學案體史籍發生演進的全過程及其與現代史學的接軌,展現了一幅中國學案發展史的生動畫卷。書中博采文獻、融匯古今的學術積累,求實嚴謹、考辨創新的治學風格,清新雋永、簡潔流暢的精妙文筆,令人讀后久久回味。撫卷沉思,對于該書的建樹和特點有以下幾點頗為深刻的感觸。

朱 熹  資料圖片

 學案體史籍研究的首創之功

 此書是第一部全面梳理研究學案體史籍的重要成果。就一類專體史籍做歷史編纂學史等多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屬少見,已知者如王錦貴先生的《中國紀傳體文獻研究》,是對包括“二十四史”在內的紀傳體史籍的研究;而對學案體作專題研究,《學案史》則是第一部。學案體作為我國古代學者記述學術發展史的特有編纂形式,是傳統學術史研究的代表性史體和重要領域,然而在《學案史》問世之前,尚未有一部對其演變源流做全面系統梳理的著作。陳先生的專著率先解決了這一問題,在當代學術史研究中自然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和理論意義。

 該書對學案體史籍源生發展的全程做了系統考察和董理,追源于先秦諸子對“百家之學”的論列,終結于20世紀“學案體史籍的余波”:侯外廬《船山學案》、錢穆《朱子新學案》、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等現代學術史的編撰,于是縱向軌跡原原本本、始末詳備。橫向上則著力闡明各書的著述背景、作者學行、內容體例和學術價值,經過一番縱橫交織的條分縷析,中國學案史的演進則已枝干清晰、朗然在目了。全書的論述最后落腳于畫龍點睛的“學案解題”上。

 何謂學案?學術界于“學案”的概念眾說紛紜,作者從發生學的角度出發,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結合“學案”一詞在學案體著作中的實際運用,明確指出:“所謂學案,就其字義而言,意即學術公案。‘公案’本佛門禪宗語,前哲釋作‘檔案’‘資料’,至為允當。顧名思義,學案體史籍以學者論學資料的輯錄為主體, 合其生平傳略及學術總論為一堂,據以反映一個學者、一個學派,乃至一個時代的學術風貌,從而具備了晚近所謂學術史的意義。”這一論斷剴切中理,信為學案解題之準確定義。《學案史》的研究和定論,在學術史研究領域開出一片新天地,創辟了學案史研究的規模,對于學術史學史的研究頗有撥云見日的啟迪之功。

 《中國學案史》 陳祖武 著  商務印書館

 學案體史籍的發展軌跡

 該書從史學史的角度展現學案史體裁體例發展的清晰軌跡,以及社會背景與學案史階段性發展的密切聯系。作者在為學案體史籍溯源之后,考述南宋學案雛形《伊洛淵源錄》的問世;明清學案體形成過程中《圣學宗傳》《理學宗傳》在體例上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再論清初《明儒學案》建立學案體體裁的里程碑價值,《宋元學案》完善學案體的成就;接著分析《國朝學案小識》致力于“當代學術”整理的內容,及其努力變通反而導致向紀傳體儒林傳回歸的失敗;最后討論民國初學案體史籍的殿軍《清儒學案》,認為此時學案體史籍達到了極度成熟。而此后,以梁啟超、錢穆二先生的同名專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標志,學術史的編纂最終翻過傳統學案體的一頁,實現了與現代史學的接軌。我們認同作者所言:“梁(啟超)先生的卓越之處在于,試圖去探索清代歷史上,遞相出現的學術現象產生的原因,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并把它們合而視為一個獨立的思潮,進而找出這一思潮與其前后歷史時期所出現的聯系。”可惜梁書在這一問題的探討中,由于歷史和認識所限,最終未能如愿。然而通觀《學案史》,我們卻欣喜地看到,這部具有開創意義的學案史著述,把握了前賢哲思的精髓,在學案史研究中,成功地實踐了上述設想,沿著史學史的進程,將歷代學案體史籍置于學術思潮與社會現實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辨析各部學案史籍的學術地位,及其與時代和社會思潮相互間的聯系,環環相扣,析理入微,不但生動翔實地再現學案史蜿蜒發展的歷史過程,而且揭示了其中轉折變化的機竅。因此,在陳先生的筆下,我們所看到的學案史,不再是一個個學案體史籍的孤立羅列,而是骨肉相連,不可分割的一個靈動鮮活的有機整體。

 白壽彝先生主張,史學史論著“要把史學發展過程的脈絡寫出來,至少能給讀者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要把歷史時代的特點及其跟史學發展的關系寫出來,要把史學家的學術生活和學術成就擺在時代的潮流去把握”。作為中國學術史的特殊承載形式,學案體史籍的產生發展有著史學自身內在發展的依據,針對這一特點,該書對傳統學案史的理析,既從史學史、文獻學角度闡釋學案體史籍的發展成熟和轉型,又在歷史社會的演進中揭示其衍變的必然性。這正是體現了白先生關于兩個要“寫出來”的目標,即一方面廓清了學案史發展的脈絡;一方面通過分析時代特點對史學影響,說明了學案史發展的內在理路。

 學術史著作的內在特質

 此書通過思想史的分析,考察不同學術史著作的內在特質,揭示它們在思想史記載上的特點和成就,闡幽發微,啟人耳目。傳統學案體史籍承載了傳統學術的發展史,其主要以儒學為研究對象,注重儒學流派和師承、著述、家學淵源和交游等。陳先生專擅思想史的研究,他在學術思想的演進中探討學案體史籍的發展,揭示學案體史籍對不同流派學術思想源流演變和特點的記載,故能得心應手,切中肯綮。例如,該書對堪稱中國學案史之祖——朱熹《伊洛淵源錄》的專題研究,就從南宋的社會和學術環境、朱熹的學術師承入手,揭示朱熹以程學干城的身份董理程氏學術源流,為確立二程學說之儒學正統地位而著述《伊洛淵源錄》的緣由。又如,于陽明學背景下探討周汝登的《圣學宗傳》,揭示其思想背景、編纂形式的拓展等。再如,剖析晚明理學危機及清初學術思想的演進大勢,為探討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做必要鋪墊,書中指出:“明清之際,在對陽明學以‘陽儒陰釋’一類指責此呼彼起的情況下,用這樣的學術演進觀去總結宋明理學,勾勒數百年的理學脈絡,雖然未脫以史學昌學窠臼,但是較之深陷門戶泥淖,斥陽明學為異端的朱門后學,不僅要高明得多,而且也更接近于歷史實際。”這種基于深厚的思想研究之上的真知灼見,往往發人所未發,凸顯了本書研究的認識深度。

 中國古代學術史因其歷史漫長、積淀豐富而帶來研究的艱辛,但同時也因其多姿多彩而引人入勝。通讀《學案史》一書,可以發現,事實上,古代先賢已在這個復雜而饒有興味的領域辛苦耕耘,留下了記述基本文獻、思想主旨、歷史傳承的豐碩遺產。僅以敘述學術傳承而言,一部《宋元學案》中,各學案除案主的本傳、著述外,還附有講友與學侶、同調、家學、門人與私淑、續傳與別傳等各種師承關系。既完整地記載了一個集結在共同學術路線下的學術隊伍,又反映出權威代表與追隨者之間親疏遠近、學術思想在不同層次中的授受源流,不啻一部活生生的學派史。晚近一些學術史專著常常只重于思想觀點的剖析,而疏于對思想傳承的歷史追蹤和學派史的研究,學術史或思想史缺乏“史”的特點。從《學案史》的闡述中可以看到,其實,充分利用古代學案史所提供的史料和線索,還可以把學術史寫得更為豐滿和精彩。這也是我們拜讀《學案史》之后,得到的一個重要啟示。

 問題意識貫穿始終

 《學案史》一書始終貫穿著作者考訂辨析的問題意識,從而構成了該書的一大特色。例如,在對晚明學術思潮的探討中,作者批評了前人考論宋明理學時將陽明學術與朱子學術對立的做法。指出:由朱子學到陽明學,是理學發展的一個過程;將數百年的學術演進看作一部學派對立的歷史,與理學發展的歷史實際不相吻合;陽明學既是繼承陸九淵心學主張而與朱子學相抗衡的學派,同時更是對理學,既包括陸學又包括朱學的發展。這些觀點的提出,為今后的理學史研究,開啟了堅實發展的方向,也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見識。又如,書中首次以錢穆《清儒學案序目》為對象,鉤稽《清儒學案》之精義,闡發錢穆關于有清一代理學發展四階段的不刊之論及其治學方法,對錢穆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給予了高度肯定。

 書中考訂辨析的問題意識,或表現于行文中隨機而論,或辟出專題,集中處理,也有不少在個案研究中對具體問題的考證和糾謬。比如,第二章對《伊洛淵源錄》成書時間的辨析,第七章對《宋元學案·深寧學案》引用《困學紀聞》時文獻訛脫的校訂,第九章關于夏孫桐在《清儒學案》編撰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論證,等等。周匝縝密的個案考訂為宏觀把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對于思想觀點的討論和辨析則有助于明辨是非,糾正學術史上一些成見的失誤。

 《學案史》多次修訂出版,體現了作者在學案史領域持續研究、精益求精、久久為功的創新精神。祖武先生長期致力于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研究,史海遨游,已近半個世紀。20世紀90年代初,他就致力于學術史學史的研究,于1994年在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學案史》一書。此后十幾年,陳先生并未停止對學術史之史的探究,他在舊稿的基礎上,改寫了近七成的內容,補充材料,增設章節,表闡新意,于2008年在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此書的修訂本。最近又由商務印書館以“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之一再度出版,此版裝幀最為精美,而且在書中增加了兩個重要的附錄:一是朱熙林撰《陳祖武著述編年》,一是李立民撰《在傳承中尋求創新——陳祖武先生談〈中國學案史〉》。前者著錄了陳先生大量學術史、思想史研究成果,其中有許多成果與學案史研究領域密切相關,有的甚至是對《學案史》一書內容的拓展,既有助于讀者對作者的了解,又為讀者進一步的閱讀提供了鏈接。后者則與《學案史》關系更為密切,陳先生在訪談錄中介紹了他步入學案史研究的緣起、在學案史研究之路的艱難探索,以及《學案史》一書從“文津版”到“東方版”再到“商務版”之間,研究的不斷拓展和創新。

 尤其可貴的是,陳先生為使學術史學史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已經開始了薪火相傳的學術傳衍,指導學生完成了《〈清儒學案〉曹氏書札》《徐世昌與〈清儒學案〉》等著作的寫作或出版。我們相信,陳先生及其團隊的學案史研究之路,一定會越走越寬,收獲更多的成果。

 《光明日報》( 2023年02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