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禮》《易》《春秋》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文獻，記載著商周兩代的重大事件、典章制度、詩歌禮儀、社會生活，堪稱華夏民族的“圣經”，漢唐以來被儒家奉為經典。其中，《春秋》是東周時代的魯史，也是我國保存至今的第一部史書。自戰國至清代，學者一直為《春秋》及其三傳(《左氏》《公羊》《谷梁》)作注疏，訓詁字句，闡釋義理。今天，解讀、研究《春秋》仍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學術工作，要在前人成果基礎上更進一步，需充分利用出土文獻材料，特別應加強殷墟甲骨文與《春秋》的對讀和互訓。過去治《春秋》的學者沒有注意這一方法，治甲骨的學者雖偶引《春秋》《左傳》與卜辭互證，亦未專門論及春秋與殷代史官記事筆法基本一致的問題。故筆者不揣谫陋，略述如下，請方家指正。

《春秋》與殷墟卜辭的文字之所以多有相同、近似之處，是因為周代王室及諸侯史官大多出身于原殷人史官家族，繼承并沿用了殷代以來的傳統記事筆法。周人文化本較落后，克商前就受到殷文化很大影響;克商后，周人為統治國家及建立禮樂制度的需要，很重視掌握著文字、禮儀且諳熟治亂、成敗的殷人史官，積極加以任用。在周初此種歷史背景下，殷人史官家族遂紛紛效力于周王室及其貴族。如微史家族前來投奔武王，被周公安置于周原，世代供職于王室;屬于同一家族的作冊令、作冊大分別臣屬于位高權重的周公、召公家族。魯侯是周公家族的分支，擁有殷人史官，是不難理解的。據《左傳》定公四年的記載，周初封魯，除賜給魯侯以人民(即“殷民六族”)、土地、官員、禮器、典冊，還有祝宗卜史。(祝宗卜史的職掌相近，卜史往往不分，學者或通稱之為史官。)據此，書寫《春秋》的魯太史應是舊有殷人史官的后裔，且世守其職。

殷人史官記事，其遣詞用字有較為固定的形式。我們今日已無法看到殷代用毛筆書寫的竹簡木牘，但仍可從甲骨刻辭、青銅器銘文等出土文獻中窺見當時卜史行文的傳統筆法。特別是殷墟出土的15萬片有字甲骨(據胡厚宣先生統計數據)，直接反映了殷人史官的記述習慣、政治觀念和鬼神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絕大多數材料是卜辭，即占卜記錄，但包含鬼神、祭祀、戰爭、農業、田獵、天象、疾病、歷法等豐富內容，涉及當時社會中王室、貴族、平民和奴隸等各個階層。經過百余年的研究，學者已從殷墟甲骨文中歸納出眾多辭例。這些辭例對考釋文字、訓詁詞句頗為重要。如20世紀初甲骨學甫一起步，孫詒讓即據卜辭辭例釋出“貞”字，但亦因相關辭例不足，導致他將“王”字誤釋為“立”。又如學者經過閱讀大量卜辭，得知“我受年”“帝授我祐”等常見內容中的“我”指商王室而言，并非是商王自稱。我們認識殷人史官的筆法，就主要根據殷墟甲骨文的辭例。

史官父子世襲，其記事方式也代代傳承。直至春秋，諸侯太史的筆法仍保持著較多傳統特點。我們對讀殷墟甲骨文與《春秋》，會看到二者文字有不少相同之處。這里暫舉數例說明。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及文公十五年皆書“齊人侵我西鄙”、文公七年書“狄侵我西鄙”、襄公十四年書“莒人侵我東鄙”。其中“某侵我某鄙”的記述方式，早已見于殷墟甲骨文，如羅振玉舊藏一版大骨(即《殷虛書契菁華》第一片，《合集》6057，現藏國家博物館)，其上契刻賓組大字卜辭，有“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的記載。上述諸例中的我均指我方，在《春秋》中指魯，在殷墟卜辭中指沚戛的屬地;鄙是邊地，鄙中有邑，小邑規模略同于村落。《春秋》雖未見殷墟甲骨中“某征我”的辭例，但與之相近的“某伐我”“某伐我某鄙”之類記載史不絕書，如莊公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文公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八年“莒侯伐我東鄙”等，此類文字與殷墟卜辭相比，筆法也基本一致。饒宗頤先生在其名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164頁)中已提到這一點。

史官言征，是說大舉攻伐，言侵，是說軍事行動隱蔽。《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傳例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與殷墟卜辭反映的侵、伐規模基本相當：商王武丁“伐”敵對方國，出兵人數一般是三千人(《英藏》558、559)或五千人(《合集》6409、6539)，多者則可達到一萬三千(《英藏》150“登婦好三千登旅萬);而“侵”的規模相對較小，如方一次入侵，被侵犯的只有七十五人(《合集》6057正)。從殷至春秋，史官言伐，均不分內外，也是傳統筆法。殷墟卜辭中屢見商王武丁“伐土方”“伐方”“伐下危”“伐召方”，是自內向外;帝辛時“遇人方伐東國”(《輯佚》690)、“遇盂方率伐西國”(《合補》11242)，是從外而來。西周金文中的“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魯侯簋，《集成》4029，成王世)、“唯周公于征伐東夷”(方鼎，《集成》2739，成王世)、“唯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中方鼎、《集成》2751、2752，昭王世)，是自內向外;而“淮夷敢伐內國”(彔卣，《集成》5420，穆王世)、“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東國、南國”(禹鼎，《集成》2833，厲王世)，是由外而來。《春秋》雖無“我”向外征伐之例，但《左傳》襄公十一年載鄭卿子展有“我伐宋”之語，可為佐證。

《春秋》記載天象、物候的文字也延續了殷代史官的筆法。如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僖公三年“六月，雨”等例中“雨”“不雨”的簡單記錄，在殷墟卜辭中也很普遍，兩相比較，完全一致。《春秋》記載日食30余次，皆用“日有食之”，殷墟卜辭記載日食、月食，亦用“日有食”“月有食”“日月有食”，基本一致。桓公元年、襄公二十四年記載洪水用“大水”，殷墟卜辭亦有同例，如“今秋禾不遘大水”(《合集》33351)，《左傳》桓公元年傳例說“凡平原出水為大水”，用來訓詁卜辭亦較恰當。宣公十六年記載農業豐收用“大有年”，所謂“有年”的說法，也是繼承自殷代史官，殷墟卜辭常見“受有年”，其例甚多，此不煩舉。此外，彭邦炯先生認為殷墟甲骨文中的“(秋)”即《春秋》所記的“螽”，指蝗蟲成災，也可參考。

《春秋》中還有一些語句與殷墟卜辭的內容不完全相同，但其中關鍵字、詞的用法一致，讀者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聯系。如僖公二十年書“新作南門”、定公二年書“新作雉門及兩觀”，“作”的意思是建造;殷墟卜辭中作也有此用法，典型者如“王作邑”(《合集》14201)。如僖公二十六年書“公以楚師伐齊”，以是率領之義，傳例說“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字的此種用法，殷墟卜辭中也經常可見，如王命貴族以眾伐敵方(《合集》28、31976)，以眾墾田(《合集》31970)之例，都是甲骨學者熟悉的例子。此外，《春秋》常書“公至自某地”，隱公二年有“公至自唐”，哀公十年有“公至自伐齊”，“至自”的說法，也很容易使人想到商代語言，如殷墟卜辭曰“有至自東”(《合集》3183)、“其先行至自戉”及“其先戉至自行”(行與戉都是地名，《合集》4276、《天理》149，蔡哲茂先生綴)。上述《春秋》與殷墟卜辭中常見字、習語的用法相同，也是史官家族世代授受，筆法相承的結果。

《左傳》比《春秋》晚出，成書于戰國早期，系參考多種諸侯史書綜合而成，其中夾雜著不少孔丘曰、君子曰等評論的話，整體上看是解說《春秋》的書。《左傳》利用的原始文獻，有不少源自諸侯太史，故《左傳》文字及其反映的禮儀制度也可與殷墟甲骨文相互對照。如《左傳》昭公十八年：“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記載鄭國通過祭祀四方神和土地神來祛除災禍。這種鬼神觀念及祭祀禮儀，其源頭在殷代，殷墟卜辭中經常見到“方社并祭”及“寧于四方”“寧某災疫于四方”(如寧風、寧疾)的材料即為明證，陳夢家、于省吾先生對此已有論述。最近周公廟遺址發現了“寧風于四方”的西周卜甲刻辭，更能說明四方神、土地神崇拜，從殷、西周至春秋，沒有中斷。又如《左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談及當時的紀時制度，其中旦日、食日、日中(中日)幾個具體的時稱，都見于殷墟卜辭。我們目前已了解殷人的紀時制度：旦為清晨、食日是上午的一段時間，日中是中午。常玉芝先生在《商代歷法研究》一書中已指出：學者如聯系甲骨文材料，即可避免對《左傳》中時稱的誤解。據上面兩例，《左傳》因系戰國初期人編纂，其文筆與殷墟甲骨文相比，已不像魯太史所書《春秋》那樣有較高的一致性，但殷周史官的記述傳統仍隱約可見，反映春秋時期華夏諸族仍保留與繼承著一些殷代的制度。

上文不憚冗煩，舉了一些《春秋》《左傳》與殷墟甲骨文能夠相互對照研究的例子，目的在于拋磚引玉，希望今后學者研治《春秋》時能夠重視、參考出土文獻，特別是要多利用殷墟甲骨文材料。另一方面，甲骨學者雖然在論著中經常征引先秦經典，但很少論述《春秋》與殷墟卜辭筆法的相似性和二者之間的聯系。事實上，《春秋》及訓詁其中重要字詞的《左傳》傳例，亦有助于甲骨文字的考釋和解讀。僅以釋讀戰爭類卜辭而言，《春秋》中“圍”、“執”、“滅”、“取”等記述戰爭的常用字，及《左傳》莊公十一年傳例“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均是頗有啟示性的線索。

《春秋》與殷墟卜辭筆法的一致，反映商周史官記事傳統的延續，可進一步否定所謂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的說法。過去，楊伯峻等學者已指出《春秋》是歷代魯太史的手筆。現在對比甲骨卜辭可知，《春秋》記事簡潔，與殷代史官文字相近，確實只能是世守其職的魯太史所寫。故春秋筆法、春秋大義，實質上反映的也是商周史官的傳統記述原則與政治觀念，并非孔子所創造。從這個角度看，胡適《說儒》一文將儒家思想與殷遺民、殷禮聯系起來，不無道理。

商周以來的史官傳統也有裨于思考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問題。在殷代與西周，文字、歷法、禮儀主要掌握在以史官為核心的祝宗卜史階層，詩歌、樂舞也主要由貴族來學習和欣賞，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春秋。至春秋末年，一些諸侯公室及卿大夫家族相繼傾覆，史官離散，貴族子弟降在皂隸，典籍、知識遂傳播到民間，士人階層的文化得以提升。故討論諸子與王官之學的關系，似不必拘泥于辨析某一家出于某王官的細節，而應認識到殷代以來史官群體在知識文化方面的世代傳承和積累，是春秋末年至戰國時代諸子思想生長、繁榮的沃土。故不能簡單否認諸子出于王官的傳統說法。

最后要說的是，《春秋》雖然反映了商周史官的傳統筆法，但也有不同于殷代、西周史官的記述體例。如其記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四季)，以時系年，既不同于殷墟卜辭中記錄年、月、日三要素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周金文中記錄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方法，很可能是春秋史官的發明。故今后研究《春秋》，除了考察與殷卜辭、殷周金文的傳承與相似性外，也要發現其不同之處，探討其中存在差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