渦陽天靜宮

道家的“無為而治”哲學智慧，在現代政府管理、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以百姓心為心”與人性化管理

《老子》四十九章云：“圣人無常心(或“恒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圣人無常心，是說圣人無私無我無恒常不變之心，而總是以百姓心為其心，圣人心系天下，以百姓利益為重，以百姓之憂為憂，以百姓之樂為樂。這也就是胡錦濤所說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根據“道法自然”原則，要求管理者“順其自然”有所作為，“逆其自然”有所不為。所謂“無為而治”，并非是禁絕人的一切管理行為，只是禁止“逆其自然”的錯誤行為。所謂“自然”，是指作為宇宙之本的“道”以及由它派生的天地萬物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及其生存方式。“道”和天地萬物在身體形態、生命需求和生存方式上，都是天生如此，本然如此，並非是后天人為或鬼神使之如此。把這種“自然人性論”思想運用于管理，要求管理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六十四章)要求管理者既不能隨心所欲地“敢為”，也不能脫離實際地“妄為”，應該是“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圣人之心即是百姓之心。管理者必須嚴格按照天賦的自然本性及其百姓心的變化而實施管理。這是古今中外管理學的根本出發點。

在市場經營上，根據老子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原則，要求管理者實施“經營人心”的戰略。以搶占員工、客戶、消費者的心智資源，建立企業品牌的美譽度和忠誠度。在企業管理上，根據老子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原則，要求管理者必須實施人性化管理。

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之父”馬斯洛(Abraham H.Maslow 1908-1970年)，提出人生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生有五種自下而上的需求，即滿足衣、食、住、行、性和健康的生理需求，保護自己免遭來自社會和自然威脅的安全需求，關愛他人也需要他人關愛的社會需求，尊重自己與尊重他人的尊重需求，實現自我價值的理想需求。能夠實現自我價值需求的人，是馬斯洛心目中的健康人格和理想人格。

根據馬斯洛的人生需求層次理論，人性化管理分為兩個方面：從正能量要求管理者應“順民之所欲”，建立與健全各種激勵機制，以各種激勵手段和方法調動部下和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負能量要求管理者“除民之所惡”，應盡量減少傷害人性的事。諸如不要對員工總找碴、挑毛病，不要做令員工討厭的事，不要說令員工氣憤的話，不要以個人好惡判定員工等。只有真正做到“順民之所欲”和“除民之所惡”，才能做到“上下同欲者勝”，達到凝聚人心、招攬人才、增強核心競爭力的目的。

“治大者不治小”與分級管理

根據“無為而治”思想，管理者應堅持“治大者不治小”的原則，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為，而在“大事”上則有所作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為，才能保證管理者在“大事”上有所作為。

在現代管理中，無論在政府管理還是公共管理中，管理者都會碰到兩類事情：一類是事關全局和長遠利益的大事，另一類則是無關緊要的瑣碎小事。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和部門層次的增多，即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管理者，也無法事事躬親、樣樣有為。因為管理者也是體力、能力、智慧和時間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無邊的“神”。所以，面對管理場中的“人有限”與“事無限”的矛盾，管理者應不拘泥于小事，努力做到在小事上“無為”，而在大事上“有為”。

管理者的“大事”有兩件：一是決策，二是用人。管理者特別是高層管理者，必須牢牢把握住他在管理系統中的科學定位。他應成為料理大事的“導演”，而不是扮演具體角色的“演員”;應是音樂演奏會的“指揮者”，而不是具體的“演奏者”;應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將帥”，而不是沖鋒陷陣的“戰士”。要求管理者正確地處理“管向”(對企業發展方向的引導)與“管事”(對企業具體事物的管理)、“管總”(對企業全局的管理)與“管分”(對企業局部事務的管理)、“管帥”(廠長、總經理、總裁、董事長)與“管兵”(普通員工)的關系。高層管理者不從全局出發，放棄制定企業長遠發展規劃，放棄組織和實施這一戰略規劃，而去參與具體的事務性工作，他就不是一位優秀的管理者，因為他把作為高層管理者的“有為”與“無為”的關系搞顛倒了。就他干涉下級工作、造成管理場的嚴重混亂而言，他犯了“越位”的錯誤;就他放棄“管向”“管總”和“管帥”而言，他又犯了“缺位”的錯誤。

漢文帝丞相陳平深諳道家“無為而治”管理之道。有一次，漢文帝臨朝問道：“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天下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右丞相周勃愧不能對，汗流沾背，而左丞相陳平則回答：“有主者。”文帝又問：“主者謂誰?”陳平答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內史。”文帝反問陳平：“茍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陳平回答：“主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文帝非但不責怪他，反而“稱善”。(《史記·陳丞相世家》)

法國社會學家帕斯卡先生指出：“人類對于瑣碎事物的敏感和對于最主要的事物的麻木，標志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錯誤。”然而在現代管理中，這種“不可思議的錯誤”是屢見不鮮的。日本管理學家占部都美根據“大事有為，小事無為”的管理原則，把那些拘泥小事的管理者分為五種類型：事務員型、會議型、禮儀型、政治斗爭型、回顧型。這是對那些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無能管理者的真實寫照。抓好“大事”，則事事都得到治理，事半功倍;樣樣都管，則事事荒廢，事倍功半。這就是“抓大事”與“抓小事”的辯證法。

“君無為而臣有為”與“抽身謀大計”

高層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為，而在小事上則有所不為，就必須實行“君無為而臣有為”的管理方法，才能達到“君逸臣勞國必興，君勞臣逸國必衰”的管理目的。

君主要想達到“君逸臣勞國必興”的管理目的，就必須真正做到“任官得其人”。“任官得其人”有兩層涵義：一是在識賢求賢上要有所作為，二是在用賢上要有所不為。

在識賢上，《莊子·列御寇》篇作者認為“人者厚貌深情”。人心比山川還要險惡，比預測天象還要困難。自然界尚有春夏秋冬和早晚變化的一定周期，可是人的面容、動作、語言復雜多變，往往將險惡人心為假人所偽飾，深深地為厚貌所隱蔽，很難看清人心的本質。所以，在識賢時，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能“以言取人”，只能“以行取人”。依據他在實踐工作中的表現，聽其言而觀其行，透過現象(或假象)看本質，才能逐步地把握人心的真面目，尋找到德才兼備的人才。

在求賢上，高層管理者必須學會禮賢下士，低調做人，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為。要求管理者必須具備劉備三顧茅廬的求賢精神。劉備三顧茅廬，放下身段，請出孔明，言聽計從，終成三國鼎立之勢。周公為了輔佐周成王，禮賢愛士，廣羅人才。當他的兒子前往魯國就位時，他意味深長地告訴兒子說：“論身世、權力和地位，有誰能比得上我呢?但為了接納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時，曾多次顧不上沐浴，手里握著濕頭發就去迎接賢士;在吃飯時，也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飯，恭恭敬敬地與他們說話。就這樣，還怕對賢士不夠虔誠和尊敬。你到封地魯國后，千萬不要因官高勢大瞧不起人，而是要從心底里重賢納士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周公一飯三吐哺”的故事。漢高祖為人倨傲無禮，雖幾次派人請商山四皓，而四皓終不肯出山相助。在漢高祖死后，太子劉盈卑辭厚禮親自去請，終于感動了四皓出山相助。

在用賢上，要想充分調動與發揮群臣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達到“君逸臣勞”的目的，人君就必有所不為。要求人君對于賢臣必須高度信任，充分放權、授權，真正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決不能越俎代庖。實踐證明，管理者只有在用人上“有所不為”，充分調動賢臣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在事業上“大有所為”。

“因材質而用眾”與“能職匹配”的用人藝術

根據“因循之道”的原則，在用人上，要求管理者必須堅持“因材質而用眾”的用人之道。由于每個人的自然特性和后天教育的差異，管理者應做到“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切忌“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以免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費。

李白在《樂府·將進酒》中云：“天生我材必有用”。每個人生而都是人才，都有長處也有短處，都有其社會存在的價值。“雞鳴狗盜”的故事，證明了這一點。

所謂“因材質而用眾”，主要含義有二：一是從理性層面根據人的知識才能和品格智慧差異而用人，二是非理性層面根據人的興趣愛好和生理氣質特點而用人。

(一)在理性層面，用人必須堅持“授任必求其當”的原則。《淮南子·主術訓》指出：“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奧窔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眾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在管理中，要求管理者在用人上必須做到“授任必求其當”。古人曰：“君子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者，乃治亂之原也。”要想做到“職能相稱”，牢記不可重用7種人，即投機者、諂媚者、自命不凡者、權力欲強者、虛榮心強者、空談理論者和四平八穩者，皆不可加以重用。

(二)在非理性層面，要求管理者必須善于根據人的興趣愛好、生理氣質特點用人。所謂氣質，是指人先天具有的相對穩定的性情或氣質。人的氣質有四種不同類型：1.多血質(活潑型)，如《西游記》中的孫悟空;2.黏液質(安靜型)，如中國現代作家魯迅先生等;3.膽汁質(興奮型)如《三國演義》中的張飛、《水滸傳》中的李逵等;4.抑郁質(抑制型)，如《紅樓夢》中的林黛玉等。

人的氣質本身本無好壞之分，氣質類型也無高下之分。每一種氣質都有其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如膽汁質的人可成為積極、熱情的人，也可發展成為任性、粗暴、易發脾氣的人。因此，在任職和擇業上，應充分注意每個人的不同興趣、愛好和氣質的特點。

“不爭之德”與“藍海戰略”

從本質上，商場如戰場，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管理者應有強烈的競爭意識。

(一)“不爭之德”的現代解讀。

所謂“不爭之德”，主要含義有二：

一是“不爭而善勝”。老子認為“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七十三章)圣人“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六十六章)競爭之妙即在“不競爭”之中。宋太祖趙匡胤選派不識字的侍衛兵任“押伴使”、戰勝高談闊論的南唐高官徐鉉的故事，是一種以不辯勝雄辯、以“無聲勝有聲”的斗爭藝術。這是老子“不爭之德”的精義所在。

二是“進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這一命題，意謂“退”是為了更好的“進”，“退”是“進”的一種手段。企業實施“退出”戰略，從表面上是“若退”，而在本質上卻是“進道”。只有退出某些領域，才能有所作為，這就是“退”與“進”的辯證法。在市場競爭中，把老子的“不爭之德”運用于市場競爭，有三種情況可以采取“不競爭”的退出戰略：第一，不加入市場賣得正火的產品競爭。第二，不介入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第三，不參與惡性的市場競爭。

(二)在市場經濟中，有兩種競爭戰略：一是“紅海戰略”，二是“藍海戰略”。

所謂“紅海戰略”，是指在市場中，企業家為了戰勝競爭對手，以各種不道德、不公平的競爭手段投入到你死我活的“白刃戰”，其結果是某些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渲染出一片血腥的紅海。目前，在海內外市場競爭中存在著嚴重的“行業惡斗”，不但破壞了市場的正當競爭，而且造成了嚴重的雙輸局面。要想消除“行業惡斗”，樹立和宣傳以老子的“不爭之德”為指導的“藍海戰略”，是行之有效的對癥之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