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小屯南地出土卜骨

開欄的話

甲骨文、編鐘、剪紙、年畫、絲綢……

四大民間傳說、五大地方戲曲、四大官窯、文房四寶……

龍、青鳥、鳳凰、仙鶴、牡丹、梅花、荷花……

《小河淌水》《百鳥朝鳳》《格薩爾王傳》《阿詩瑪》……

在悠悠歷史長河中，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留下無數的文物古跡、故事傳說，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從國人的日常生活，到民族的精神深處，到處都可以看到它們的深深印記——優秀的傳統文化，已經融入民族的血脈，成為我們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

這些流淌在我們血液里的文化因子，其起源何處?為何發生?有何意義?在今天又是如何傳承發展的?在全球化浪潮中，面對社會轉型的沖擊，這些追問和尋覓，既是一段自我確證的旅程，更是一場激發文化自信和自覺的心靈洗禮。

讓我們一起，走進中華文化的源頭，細品其中的馨香。

2013年12月末，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消息：11卷本《商代史》面世。該書史理與史徵相系，展示了上古先民制度與社會生活的廣闊畫卷。自1999年立項，至最終成果出版，前后歷時11年，這部古史，“氣勢恢宏”，填補商朝斷代史著的空白，彌補中國上古史體系的重要缺環。

《商代史》的物證來源，與百余年前的一個驚世發現息息相關。

“甲骨文”——一個清代儒生無意間的發現，撩起了洹河岸邊一個古老王朝的神秘面紗，中華文明的“信史”由此前推了1100多年……

一枚“甲骨”驚天下

中原大地，洹水穿豫北安陽城而過。

2014年1月2日，陽光從東窗照進歸置文物的庫房。

在離殷墟不遠處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何毓靈和他的隊友們正在修復一個破損的陶罐。陶罐是從殷墟附近的遺址挖掘出來的，已清洗完畢，正待做年代檢測。周圍一排排木架上，井然地陳列著已經復原的各類器物，地上的木框里放置著要運送到北京做檢測的牛羊骨、人骨，以及少數刻畫著符號的龜甲。

殷墟發掘80多年來，無數考古學界的先賢與學子，都做過同樣的事——為文物清理塵埃，從物證中發掘歷史。

回到1899年，清末，北京。

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偶患瘧疾，差人從城南買中藥。在買回的一味藥材“龍骨”上，他發現上面刻有符號。深厚的金石學功底，讓王懿榮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古老的文字，于是一面差人去買更多的“龍骨”，一面自行研究龍骨上的符號。最后他認定，這些符號是商代文字。

消息震驚學界。許多學者加入到搜集甲骨的行列中，一時間“洛陽甲貴”。因販賣龜甲有暴利可圖，古董商將甲骨的出土地點隱匿起來。直到1908年，學者羅振玉派人細心查訪，才得知甲骨出土于安陽小屯村。

對甲骨的研究，隨即開始。

1903年，清末文學家劉鶚將他所藏的龜甲拓印整理為《鐵云藏龜》出版。1904年，學者孫詒讓發表了第一篇甲骨考釋著作《契文舉例》。1917年，甲骨文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首次從卜辭中成功輯出商王朝歷代國王世系表，與《史記·殷本紀》載錄的世系對照，發現兩者驚人的相似，說明商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存在過。

成湯伐桀、盤庚遷都、武丁拜相、商紂淫亂等傳說，在考古證據的印證下，成為信史。

1928年，在學者董作賓主持下，殷墟大規模科學采掘正式開始。甲骨、青銅、墓地、城址、作坊、農商遺跡不斷出土，3000多年前殷商先民的生活逐漸顯影。1936年第13次挖掘，YH127甲骨窖穴一次性出土刻辭甲骨17000余片。

“這樣一來，將有物證可考的中華信史向前延伸了1100多年。因為此前只有典籍記載，并無實物證據，國外是不承認中華文明是有5000多年的。”一個溫暖的午后，在清華園，已入耄耋之年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闡釋著甲骨文發現的重大意義，“這對學界走出疑古派亦是一個有力的支撐，說明先祖所撰寫的史書并非憑空捏造”。

20世紀50年代，少年李學勤每日冒著風雪去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閱覽與甲骨文有關的書籍。那時的他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

前身或是陶器刻符

中文史學界公認，“文字”“城郭”“禮器”是文明開啟的三大標志。

殷墟甲骨文作為一種成熟的文字，上承上古文化，下啟中華三千年文明。然而，已成系統文字的殷墟甲骨文，從何而來?由何人所創?

神話曾給出浪漫的解釋——《淮南子·本經》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典籍里亦有記載——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序言中說“皇帝之史倉頡始作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為之文”。在民間傳說中，倉頡是一位“四目重瞳”的圣人，長有四只眼睛，想象力觀察力異乎常人，受鳥獸蹄印啟發創造了漢字。

但是“傳說”畢竟不是信史。

“近年來各地大規模出土的陶器證明，上面的刻畫符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李學勤說，“第一，因為它們出現在諸多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固定的器物上;第二，它們結構復雜，有的甚至連綴成句;第三，在并不相鄰的河流文明遺址中出現了相同的符號。”

漢字的歷史，就像孕育了中華文明的大河。經過一代又一代考古學家的辨識，甲骨文讓消逝了三千多年的歲月復活了。稍加想象，先民們的生活便栩栩如生：都城中的人們每天迎著太陽出門，迎頭可見“日”;洹河從城郭旁流過，波瀾微起，便想起“水”與“流”;手執張揚的戰斧“鉞”，最勇敢的族長為“王”……最為美妙的是“教”字，小孩頭頂兩個“X”字，是在做殷商時代的算術，一位先生拿著教鞭立在一旁，孩童稍有懈怠，先生則施加懲罰，尊師重教宛在眼前。

“一個漢字就是一個故事。千百年來的風俗禮儀、社會結構、倫理道德、哲學思考、審美意識等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幾乎都隱藏在一個個漢字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考古隊隊長唐繼根總結。唐繼根20世紀80年代畢業于北大，后負笈英倫獲考古學博士學位，回國后長期主持商中期都城遺址“洹北商城”的發掘，2007年主持殷墟申遺成功。“為何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化進程那么快，要保護好漢字的童年”。

我們離先民并不遙遠

取一錠香墨，細細研磨，安陽市書法家協會主席李俊國揮毫寫就一幅甲骨文，字體在黑與白、虛與實的世界中盡情馳騁，在輕重徐疾中搖曳生姿。

李俊國是中國文字博物館的黨委副書記。他記得中國文字博物館開館于2009年11月，那天安陽下了一場大雪，用于展出的文物被冰封在了運送的路途中……中原大地上，矗立起世界上第一座以文字發展史為主題的大型博物館。

來到中國文字博物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18.8米高、10米寬的“字”，字形取自西周祭器“梁其簋”上的銘文——一個小兒醒目地站在象征宗祠的屋頂之下。造字意圖可以理解為：把一個新生命領到天地、祖先面前，通過某種命名儀式，希望他承擔起溝通永恒先祖和無盡未來的使命。

穿越字坊是通向主題館的主干道，兩旁立著28塊青銅鑄造的甲骨碑林，象征著28星宿，意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主體館造型來自殷商時期宮殿建筑的形象，如同象形文的“墉”字，四阿重屋，紅黑屋體，浮雕金頂，紋以饕餮與蟠螭。

館內陳列的漢字歷史已逐漸為人所知：起源于洪荒蒙昧，成形于殷商甲骨，統一于秦小篆，經“隸變”為漢書，章草、真書、行書迸發，于碑刻上“從隸到楷”，唐太宗擇士取其“楷法遒美”，于是，中國的字體逐漸定型為“唐楷”。“字”，逐漸由一種供奉血緣綿長、預示宗教興盛的符號，演變成今天我們所理解的漢語書寫系統的統稱。先秦儒學、兩漢大賦、唐詩宋詞、金元戲曲、明清小說，以及官方載錄的《二十四史》，無一不是用漢字寫就的中華文明史詩……

漢字，是中華文化及傳承的載體。借助考證殷墟古漢字，我們得以辨認出先民的農耕生活。“黍”“稷”“麥”“菽”“稻”等糧食作物的表意部分皆來自于“禾”。數千年農業生存塑造了華夏先民的意識——最“香”的是糧食，最“秀”美的是莊稼成熟，糧食收回家了就算過了一“年”。

漢字所包含的東方思維——具象、隱喻和會意，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精神資源。

文字學家周有光說：“從文字來看，我們的文化一條線傳下來，一直傳到盡頭，可以追溯到3300年之前。”一橫一豎、一撇一捺，漢字與創造它的民族一起，穿越厚重的歷史，在故土上書寫了千年的文化輝煌，從未間斷。

“不夸張地說，現在如果能釋義出甲骨文，幾乎可以獲得史學博士學位。”唐繼根笑道，“解出一個字，相當興奮!”2013年底，他在香港浸會大學訪問，晚上躺在床上翻閱業內一位學者著錄的甲骨文書籍。“3件器物擺在一起，里面有同一個字，‘諫議大夫’的‘諫’字。以前學者，包括郭沫若先生，認為這個字可能是一個地名。我思考了一下，覺得不太對勁，三件事，不可能發生在同一個地方，覺得這應該指代商王與群臣議事的大殿，類似于故宮太和殿。這樣一來，所有的器物銘文就都解釋得通了。”回憶起自己最近釋義出來的一個字，他說，“很偶然”。

唐繼根介紹，從發現至今，殷墟共出土有字甲骨約15萬片，發現單字4500多個，可釋讀者1682個，完全可釋讀即今天人們仍常使用的字有1365個。時間，好像從來沒有流逝，因為一脈相承的漢文字，我們離先民很近，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