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

主講人：鄭培凱 時間：2012年3月15日 地點：北京大學

我今天跟大家討論的議題是“晚明文化與昆曲盛世”，是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思考昆曲在晚明興盛的歷史文化環境。

我個人對昆曲發生濃厚興趣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昆曲在中國傳統文化晚期發展階段，扮演很重要的審美品位角色，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審美精神的追求在表演藝術領域最精致的表現。二是昆曲的興衰，見證了這四百年來中國文化由盛轉衰，又重新崛起的滄桑與轉折。

(一)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主要是晚明時期昆曲興盛的歷史階段，是歷史文化變遷與昆曲興衰的前半段。探討這樣的宏觀議題，可以讓大家思考文學藝術與歷史文化變遷的關系。

我們講到晚明文化，一定要了解晚明歷史、社會的情況。晚明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在中國文化變遷上是個大轉折的時代，也是了解全球經濟文化重心轉移到歐洲的關鍵時刻。

我講中國近代史，一般是從晚明開始講，這是有很多原因的。作為一個學術領域來討論歷史，假如我們說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根本解釋不了中國為什么落后，為什么成了西方列強的俎上肉，根本不明白全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情況，不知道歐洲為什么突然崛起，成了逐漸統治世界的強權。這里牽涉的問題，還不只是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對比，在19世紀的時候，中國落后了，西方強盛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在19世紀后半葉接觸的時候，突然，中國傳統文化處于劣勢，變成一個弱勢文化，好像一無是處，而西方文化成為強勢文化，樣樣都比中國文化傳統優越。這是怎么發生的?我們若是把時間往前推，推到16世紀，也就是從晚明時期，當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初次有了相當規模的直接接觸，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文化的強盛與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推崇，情況一直延續到18世紀，才發生逆轉。我們必須對晚明的歷史情況有所了解，對其后全世界(不只是中國)發生的歷史變化有所認知。

從全球的格局來講，16世紀是一個早期全球化的時期，出現了近代全球化過程的雛形。在這個歷史階段，新大陸已經發現，繞過好望角的新航路也已經打通，西班牙與葡萄牙是最早向外拓展的兩大勢力，接著是荷蘭與英國。英國勢力拓殖到亞洲，是在17世紀之后，之前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蘭，而最早期接觸到中國的是葡萄牙。今天人們到江南古鎮去觀光，覺得詩情畫意，古意盎然，其實晚明時期這些市鎮的興起與發展，是成片的，形成繁榮的城鎮網絡，也帶動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16世紀之后，整個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最主要是沿著一個十字軸心線擴散，橫的軸線是長江流域，直的軸線就是大運河。在整個東南半壁，從北京到南京，從蘇州到杭州，再沿著海岸及內陸河道，一直到福建與嶺南，新的商品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帶動了通俗文化，促進了文娛活動與小說戲曲的昌盛。你看當時出版的小說，《金瓶梅詞話》講的是山東沿著大運河城鎮的繁華生活，《三言二拍》的故事則大都發生在江南，以蘇州、杭州、南京為中心，展現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生活形態的開放。明代中期之后，雖然以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但是經濟發達的江南卻以南京、蘇州、杭州為核心，帶動周邊的都市與城鎮，發展成充滿文化創意的“文化中心帶”。

從中國內部思想發展而言，經濟與社會的變化配合陽明學派的興起，模糊了“士”與“商”的分界，使得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有了一個交匯。在15世紀之后，特別是到16世紀，陽明學派蓬勃發展，其中以“泰州學派”在社會傳布上最為深遠。

泰州學派的王艮，表現得比較激烈，認為“滿街都是圣人”。按照孟子和王陽明的說法，每個人都應該性善的，回到自己的本心，每個人去發揮自己的良知良能，不就成了圣人嗎?王艮、顏鈞、羅汝芳這一脈，特別強調個人的自主性，在當時社會十分風行。他們講學的方法經常像布道一樣，走到群眾中去講圣賢之道，講肯定自我，回歸良知。講道的時候，經常能聚集上千人來聽，沒有現代的麥克風，就用師徒結合傳聲的辦法，老師講了，前面的學生門徒就把道理往后傳，一撥一撥，一層一層，從前面往后傳播，在當時社會上也造成了一種講陽明心學的風潮。

泰州學派引起的強烈社會反響，使政府的一些領導感到不安，害怕陽明學派會造成社會風潮。在萬歷年間，政府曾禁止陽明學的講學活動，張居正就明確表示不準。張居正是搞政治的，看到泰州學派聚在一起，討論心性自由，強調個體自主，以自己本體認知來解釋圣賢之道，覺得有危險性，就要禁止。比如，張居正很不喜歡羅汝芳，禁止羅汝芳公開講學，而羅汝芳就是昆曲劇作家湯顯祖思想啟蒙的老師。因此，我們看到湯顯祖一直不喜歡張居正，批評權相以政治傾軋的手段來打擊異己，反對當局壓制講學的禁令，或許還可以從思想學派沖突這個角度得到解釋。

湯顯祖是跟著羅汝芳求學長大的，所學的思想主脈，是赤子良知、天機泠如、解纜放帆，等等。什么叫作“解纜放帆”?就是把束縛思想的船纜解開，把船帆升起來，就可以自由自在去翱翔，讓你的赤子良知翱翔，讓你的內心想象翱翔。學者余英時綜述中國思想史的四次突破，指出陽明學與晚明士商互動的關系，是中國思想史的最后一次大突破，即是涉及經濟社會富裕與思想開放的互動。聯系到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相互滲透，小說戲曲的蓬勃寫作與戲曲舞臺表演的興盛，與陽明學派心性自主想法的普及民間，關系也是十分密切，發展了晚明的文化的社會整體性，滲透到各個社會階層。

(二)

我們來聽聽當時人的現身說法，在明朝覆滅之后，遭遇了國破家亡，經歷了改朝換代，是如何回顧晚明文化，描述最深刻卻已消逝了的印象。明朝亡在1644年，二十年后，七十歲的張岱(1597-1684)寫了《自為墓志銘》：

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張岱以懺情的心境，寫自己“少為紈绔之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喜歡很漂亮的房子;“好鮮衣”，喜歡穿漂亮的衣服;“好美食”，喜歡吃好吃的東西;“兼以茶淫橘虐”，喜歡茶道，喜歡各種各樣的水果;“書蠹詩魔”，喜歡藏書、讀書，喜歡寫詩。“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這是他個人耽于情欲的表現，是他五十年晚明生涯的寫照，反映了很重要的晚明社會文化形態，就是一個繁華的世界，繁華的浮生，在這個世界里什么物質都有，什么情欲都可以得到滿足，好像自由自在，非常快樂，后來就亡國了。

張岱所說的繁華世界，就是嘉靖萬歷之后江南的繁華。這個時候，以商品流通為重點的市鎮大量出現，白銀的流通也劇增，促進了商貿的流通。大量的白銀在美洲出現，在西班牙的統治下，由秘魯、墨西哥的礦藏，變成白銀通貨，流到歐洲、流入亞洲，造成了全球的“貨幣革命”。20世紀30年代研究歐洲貨幣經濟史的Earl Hamilton，利用西班牙早期檔案，對白銀如何影響歐洲貨幣，造成歐洲的貨幣革命、白銀革命，做了很詳細的研究。中國學者當中，比較早注意到這個美洲白銀影響中國社會經濟的是全漢升。近來出版的《白銀帝國》，重新使用歐洲貨幣史的研究成果，并且納入亞洲受到的影響，才引起中國史學界的注意。白銀變成主要通貨的最大意義，是有了白銀就有財富，脫出了政府當權者全面控制。從宋朝以來，政府開始發行紙幣，到元朝的時候，大元寶鈔是政府控制貨幣的一個方法，而且限令用政府的鈔票，不能用白銀，明朝基本的政策也是如此。白銀其實是非法的通貨，但是政府卻沒有可靠而有效的機制來支撐寶鈔，結果是鈔票貶值，人們信賴白銀的價值。一直到晚明期間，白銀大量流通，成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通貨，才在中國確定其合法性，也帶動了商品的迅速流通，促使商人集團大量涌現，社會風氣崇尚金權。商業發達的地區，生活方式也轉趨消費跟物質享受，影響文化、藝術、娛樂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樣的創新。

我們怎么認識晚明的文化?怎么理解明清歷史的轉折與變化?怎么理解這四五百年中國歷史文化的盛衰?錢穆在《國史大綱》里面曾經指出，明代專制政權是中國歷史最為黑暗的時期，因為從制度跟政策講，朱洪武罷黜了宰相的制度，然后由皇帝來獨裁，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治體系。朱元璋、朱棣都是極有能力的獨夫，對大臣很不尊敬，經常在朝廷上施行廷杖，而且變成明朝的制度。士大夫知識人動輒得咎，身為廟堂大臣，這么有地位的人，脫了褲子就打，打得皮開肉綻的，這算什么?實在是非常專制，非常專橫，最獨裁黑暗。如此黑暗專制的政權，怎么到了晚明，會出現開放的社會文化現象?

明朝的皇帝，從正德、嘉靖，到萬歷、天啟，一百多年之間，除了張居正掌權的十年算是勵精圖治，皇帝基本上不管國家大事，甚至都不上朝。張居正死后，萬歷朝政一塌糊涂，皇帝什么也不管，派系斗爭成了相互牽制，大家扯皮也有互相制衡的作用，使得獨裁政權根本無心管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反而出現了開放的現象。

這里引出幾個值得我們思考的歷史議題。第一，晚明江南經濟繁榮，生活富裕，文娛活動蓬勃，審美追求達到十分精致的高峰，但是政局紛亂，而且內部危機很多。江南的發展跟中國西北地區差距很大，非常不平衡，而且因兩極分化造成的階級沖突，愈演愈烈，到了明末天啟崇禎年間，就發生了民變，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造反運動，加之北方滿清興起，內憂外患，終于導致最后政權的覆滅。但是，整體而言，政治的失誤不能否定江南之繁華，更不能否認江南人士的生活水準之高，物質享受之好，以及在文化藝術審美領域的輝煌成就。換言之，明朝覆滅，是因為政治軍事的失誤，影響的是政權的更迭。兵燹過處，生靈涂炭，造成一段時期的經濟破壞與停滯，也影響到文化藝術的持續發展。放在歷史的長河里，晚明經濟繁榮、社會開放、文化充滿創意追求，不應該成為禍端，變成導致明朝覆滅的必然原因。清初學者痛定思痛，把明朝的崩潰歸咎為晚明的奢靡，是懲前毖后的自我批判，是道德主義的歷史評判，是簡化歷史因果，甚至顛倒因果的邏輯。

第二，文化藝術的發展，有其相對獨立的場域，雖然受到政局動蕩及經濟變動的影響，但審美追求所開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傳承，藝術創造的成果可以歷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藝術上有所開創，并能蔚成風氣，形成典范，則可傳諸后世，形成傳統，晚明文化的重大意義在此。當時所創作的文學、戲曲，以及各種各樣藝術品在審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昆曲的興盛即在晚明這個時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換代的戕害與創傷，一直延續到乾嘉時期。我想大家可能看過《板橋雜記》這本書，余懷寫的，性質與張岱懺情的《自為墓志銘》十分相近，主要寫的是秦淮風月，給人一個感覺，是落拓文人的艷情文字，在國破家亡之際居然還懷想歌姬名妓的青樓風光。其實，余懷在晚年寫《板橋雜記》，真正揮之不去的記憶，是秦淮風月任情恣性的氛圍。余懷這個人也不是大家以為的情場浪子，而是有守有節的文化精英，是個君子固窮的明遺民，甚至參加過反清復明運動。余懷著作資料大量散失，只有《板橋雜記》流通最廣，使人誤以為秦淮風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徑。近幾年因為學者的努力，有兩部搜集余懷著作的詩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懷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種》，讓我們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險的復國運動，但最關心的還是文化傳統與藝術追求，是他們經歷的浮華世界，是繁華所造就的審美境界。在清朝高壓統治下，他們暗地里從事反清復明的遠動，同時卻可以公開懷念逝去的美好歲月、賞心悅目的詩酒風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轉動聽的昆曲。我時常想，晚明昆曲的藝術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壓統治與文化鉗制之時，仍然蓬勃發展，不是因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與這種緬懷故國的優越文化成就有關。

第三，清兵入關之后，施行軍事統治，雖說是繼承了明代的政治結構，奉中國文化傳統及儒家經典為正統，但為了保持政權的穩定，大興文字獄，對漢族文化進行了相當的摧殘。現在有許多人只考慮政治層面，講康雍乾三朝如何拓展版圖，建立大清帝國，繁榮穩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討清朝盛世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為了政權的團結安定，戕害文化藝術生機。龔自珍在鴉片戰爭之前，寫《己亥雜詩》的時候，就總結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他的觀察十分敏銳，有著詩人全景宏觀的直感，看到了晚明發展出來的文化藝術創新生機，在清朝運作有效的政治高壓下，一點一點一點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間，已經沒有了文化創意。一個民族的文化，沒有創新的動機與意愿，是沒有前景的，只能日漸枯竭，最后瀕于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華帝國好像還是一個大帝國，疆域遼闊，子民眾多，繼續聲稱繼承五千年文化傳統，其實已經像一棵蛀空的大樹，從內里掏空了，只剩下日漸凋萎的樹干，經不起任何風雨的摧殘。講明清歷史文化的發展，我們必須在心中放幾把不同的尺子，不能只講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講長遠的文化藝術傳統。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從人類文明的長遠角度著眼，都是文化藝術最能夠長存，社會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與管制都是短暫的。可是掌握權柄的政客卻從權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顛倒歷史意義的先后緩急。

這里提出的歷史議題，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昆曲發展的歷史背景。昆曲是中國在舞臺表演這個領域，藝術發展到巔峰的一種藝術形式，而這個藝術形式最輝煌的時期，就是從晚明到乾隆。或許有人問，已經到了清朝中葉了，昆曲還有其發展的生機，不是可以反駁康雍乾三代鉗制文化的說法嗎?其實，這也容易回答，因為文化藝術場域與政治不同，文化創意與藝術思維的時段很長，對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續幾十年，而且可以逆著外界環境的壓力持續好幾代，不像政治那樣，說停就停。

我們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優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長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為例，說明文化創意的延續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擾。這兩部戲曲，都在康熙年間寫成，《長生殿》寫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寫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兩部戲都運用了歷史題材，訴說一些自我的感懷，追思前朝美好歲月的幻滅。這期間應該算是康熙盛世，是個和平穩定的時期，已經平定了三藩之亂，并在1683年收復了臺灣，穩固了政權，纂修《大清一統志》、開《明史》館，康熙皇帝也開始南巡。改朝換代都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政局也基本穩定了，發抒點故國的懷念與思古之幽情，應該是可以容忍的起碼創作自由，可是這兩部戲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壓迫，難以擺脫以古諷今的指責，讓人心寒。由此，我們看到，在晚明發展的文化創新與藝術追求，在思想、文化、藝術和審美的領域，經過明清易代，經歷政權更迭，天翻地覆之后，還能有所延續，還能繼續在惡劣的政治高壓下煥發生機，出現《長生殿》與《桃花扇》，問題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政治環境，晚明的自由開放還能持續多久?清朝前半葉為什么還能夠讓昆曲繼續發展，甚至出現曹雪芹的《紅樓夢》，都是因為晚明余韻的延續，而不是清朝政治穩定局面的結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來說“余韻”，就是“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到了清代中葉，大興文字獄的時候，文人連殘山夢都做不成，連“舊境”都已經抹殺殆盡，都無法入夢了。

(三)

我們回頭來講晚明社會文化，探討經濟發展如何造成江南的富裕社會，如何影響社會風氣，思考當時人是如何面對社會轉型與文化開放的局面。明朝嘉靖版的《江陰縣志》(有1548年唐順之序)記當地風俗的變化：

國初時，民尚儉樸，三間五架，制甚狹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長衫，戴平頭巾。少者出游于市，見一華衣，市人怪而嘩之。燕會八簋，四人合坐為一席。折簡不盈幅。成化(1465-1487)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麗裙豐膳，日以過求。既其衰也，維家之索，非前日比矣。

這里講到明朝開國的時候，大家都穿素色的衣服，老人才穿紫花布長衫，戴平頭巾。看見有人穿華麗的衣服上街，大家都覺得很怪，議論紛紛。平常飲宴，四個人吃八個菜。到了成化年間，社會富裕了，有錢人都住上豪宅，穿起華麗的衣服，吃起大餐。從老派的道德規矩來講，如此奢華，就很難維系一個家，甚至維系這個社會了。

到了萬歷年間的《上元縣志》，是這樣記風俗的變化：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聞之長者，弘、正間(1488-1521)居官者，大率以廉儉自守，雖至極品，家無余資……嘉靖間(1522-1566)始有一二稍營囊橐為子孫計者，人猶其非笑之。至邇年來則大異矣。初試為縣令，即已置田宅盛輿，販金玉玩好，種種畢具。甚且以此被譴責，猶恬而不知怪。此其人與白畫攫金何異?

這里擔心的是社會富裕之后，人人都想著聚集財富，當官的更是變本加厲，聚斂田產宅第與金銀珠寶，成了貪得無厭的蟊賊了。

這種因富裕繁華引發的貪婪，讓許多人憂心忡忡，萬歷年間的李樂，親身經歷這些變化，就在他的《見聞雜記》一書中記載下來，覺得是個“亂象”：

厭常喜新，去樸從艷，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貴中人之家，且猶不可，況下此而賤役多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鄉二三百里內，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若輩皆好穿絲綢、湘羅，且色染大類婦人。余每見驚心駭目，必嘆曰：此亂象也。

讓他觸目驚心的，是社會上不分貴賤，什么人都穿著高檔衣服，而且花花綠綠，男女莫辨。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不管是窮是富，人人都提LV包，身穿阿瑪尼，足登普拉達，真是驚心動魄。

從嘉靖皇帝登基到萬歷初年，雖然文風日盛，但是社會風俗變得浮華，世風日下。以前的人即使富裕，也還節儉度日，而現在的人卻奢侈鋪張，甚至靠借貸度日，寅吃卯糧。

對于晚明社會繁華，漸趨奢靡的現象，也有人認為是好事，因為帶動了消費，使得社會財富流通，有助于經濟民生。陸楫(1515-1552)就明確提倡消費，并且提出，對一人一家而言，節儉是美德，但卻不適用于社會整體的經濟發展：

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于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于貧。至于統計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將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可見晚明富裕的結果，出現社會奢靡，也在士大夫圈內出現不同的聲音。社會富裕而漸趨奢靡的變化，是否直接導致文化與藝術的流變，當然不是幾句話說得清的。但是，因社會風尚的奢靡與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習慣的改變，并因此講求細致的享受與品味，逐漸成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風尚，則是不爭的事實。

昆曲興起的社會背景，就是嘉靖萬歷年間社會富裕的環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閑情逸致，開始專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審美品位的精致化。他們對戲曲發生興趣，甚至投身戲曲創作，填詞度曲，浸潤在昆曲的柔靡藝術境界之中，通過伶工與演員的實踐，結合了群體藝術心靈的追求與內化，才得以創造一個新的藝術境界，從感官享受轉到精神提升的認知體會，為文化與藝術開創了一片新天地。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晚明社會富裕只是昆曲勃興的背景，并不能充分解釋昆曲為什么發生在蘇州，而不是濫觴于杭州或南京。士大夫文人雅士的閑情逸致如何轉化成投身昆曲創作，為什么會把創作詩詞的精神轉到填曲編劇上面，如何把文學的意象構筑和拍曲的千回百轉結合起來?這些發展都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涉及許多人聰明才智的匯集，以及特定歷史環境所累積的審美追求。不論如何，晚明社會文化出現了獨特的歷史轉折，是理解昆曲勃興的必要因素。過了差不多二百多年，到了清末，有個歷史感特別敏銳的龔自珍(1792-1841)，對明代中葉之后的社會變化，做了與眾不同的評價：

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為衰世無足留意。其實，而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習氣，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批評大多數人只是人云亦云。其實，從文化長遠發展來看，歷史家必須從大處著眼，觀察到“優伶之見聞”與“商賈之氣習”有其特殊歷史意義，這是清朝的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

(鄭培凱，山東人，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于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