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至和、嘉祐年間，蘇洵與他兒子蘇軾、蘇轍，離開家鄉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了北宋的京師汴梁應試。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由于這位大師級的文人推薦，三位川籍作家在開封城里掀起了一股三蘇旋風。

與歐陽修“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的梅堯臣，對于一代新人的崛起，感奮不已。在所寫的《送曾子固蘇軾》詩中，歡呼“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他筆下所寫的“光輝”，正是由于歐陽修大力提攜、推薦、游說、鼓吹，蘇洵及子軾、轍，曾鞏及其弟曾布，才得以大展抱負。所以，發現真正有才華的人，并使其充分發揮能量，這才是大師的“師”。所謂慧眼識人，所謂甘為人梯，文學大師的偉大，除了偉大在自身的文學成就上，還偉大在知人、識人，發現人、培養人的堪為人師的這一點。

凡大師，其學術成就，其文化貢獻，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總是能夠像電光雷鳴一樣，產生巨大影響，在歷史的一頁上留下濃墨鑄成的銘記，永不磨滅。當時，歐陽修為文壇公認的領袖，沒有投票，沒有選舉，而受到“天下翕然師尊之”的擁戴。其第一成績：糾偏當時文學積弊，創造一代新的文風。《宋史》認為他的功績可與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相比擬，“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第二成績：是他發現了一大批如蘇東坡這樣的文學精英，使他們脫穎而出，造成宋代文學的輝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那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一筆，予以充分肯定的。

梅堯臣詩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鞏，也是受到歐陽修關注過的。《宋史》說曾鞏“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王安石也是通過他的推薦，得以受到歐陽修的教益。《宋史》的《曾鞏傳》和《王安石傳》里都記載有這段：“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意，遂與之異。”“安石少好讀書……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從大師的作品集中，有許多與這些年輕文友們的唱和，交游，思念，酬應的詩篇。歐陽修曾被他的政敵指斥，說他有朋黨之嫌。他立即著《朋黨論》，毫不掩飾他與同道者的親密關系。“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宋人朱弁在他的筆記《曲洧見聞》里提到：“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輩類若此。一日，與其子論文，及坡公，嘆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從這里，我們更看到他那寬大的心懷，深情的期勉，以及對于年輕人成功的喜悅。若是受到這樣大師的惠澤，豈不也是一種難得的幸福嘛!大師的預見沒有錯，朱弁接著寫道：“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后生不復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蘇軾文字)，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讀坡詩，便自覺氣索。”

韓愈說，不怕沒有千里馬，而怕沒有伯樂，這句話是有道理的。當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硬是沒有伯樂出現，或出現了他也不干伯樂的事，盡去沽名釣譽，盡去風花雪月，盡去瘋狂撈錢，盡去謀官求職，那也只能無可奈何，只好靠千里馬自己去馳騁了。但千萬別碰上一位非伯樂、卻裝作伯樂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就該倒霉大了。

真正的伯樂，必須如歐陽修這樣大師風范者，才能造就文學的繁榮。有一次，他讀到蘇軾的文章，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給梅圣俞寫了一封信， “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一個在文壇扛鼎的大人物，會為一個年輕作家的出現，高興到甘愿為他讓路，除了歐陽修，我們還能找出類似的第二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