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世界上許多文明古國一樣，中國也是一個詩的國度在這樣的國家里，從古至今，不僅騷人墨客，就連平民百姓也都對寫詩、吟詩、賞詩抱有濃厚的興趣。同樣，一如世界上許多著名大學，北京大學除了關注人類的知識承傳、科技革新以及精神生活，還時刻浸染著詩心與詩情，甚至與特定時期的詩歌創作、詩歌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
　　以五四新文化人的提倡白話詩為起點，一代代北大師生，鍥而不舍地借鑒域外詩歌藝術，同時努力與自家幾千年的詩歌傳統相結合，創作了眾多優秀詩篇。有人積極關注詩經楚辭、漢魏樂府以及唐詩宋詞的形式演進，為理想的新詩寫作尋找借鑒與支持；有人不薄新詩愛舊詩，執著于傳統詩歌的魅力，堅信其仍有燦爛的明天；也有人關注中外詩歌的翻譯、詮釋與對話，努力探索人類詩歌的共通性。正是這種執著于自家傳統，而又勇于接受各種異文化的挑戰，在消融變化中推陳出新，才使得中國詩人的創造力從未枯竭。
　　對于各國大學的文學院尤其是本國語言文學系來說，研究詩歌的歷史與現狀，探索詩歌的形式與技巧，發掘詩歌的魅力及潛能，那是我們的天職。北大中文系自然也不例外，這方面的業績有目共睹。之所以另辟蹊徑，創立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目的是走出相對封閉的大學課堂或詩人圈子，盡可能協調詩歌的創作與研究、譯介與傳播、校園與社會、經典化與普及性、詩人個性與詩歌潮流。本屆亞洲詩歌節的開幕式上，謝冕院長談及北大中國詩歌研究院的國際視野參與組織亞洲詩歌節及亞/北歐詩歌對話、籌建詩學與翻譯學研究中心、出版外國詩歌譯著等，這些我就不再重復了。此處著重介紹我們如何在大學校園里播種詩歌，以及設立駐校詩人制度，參與評審并頒發中坤國際詩歌獎等。
　　無論古今還是中外，詩歌與教育(大學)同行，或者本身就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日益世俗化的當代中國，最有可能熱戀詩歌、愿意暫時脫離塵世的喧囂、追求心靈的平靜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實的，無疑是大學生。因此，大學天然地成為創作、闡釋、傳播詩歌的沃土。
　　毫無疑問，詩歌需要大學。若是一代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學子遠離詩歌，單憑那幾個著名或非著名詩人，是無法支撐起一片藍天的。反過來，若校園里聚集起無數喜歡寫詩、讀詩、談詩的年輕人，則詩歌自然會有美好的未來。這一點，早已被20世紀中國文學史所證實。正是無數詩歌愛好者形成的海洋，積聚著巨大的能量，隨時可能因大風鼓蕩而卷起千堆雪，讓今人及后世驚嘆不已。
　　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我更愿意強調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學需要詩歌的滋養。專門知識的傳授十分重要，但大學生的志向、情懷、詩心與想象力，同樣不可或缺。別的地方不敢說，起碼大學校園應該是詩歌的沃土有人寫詩，有人譯詩，有人讀詩，有人解詩。為一句好詩而激動不已、輾轉反側，其實是很幸福的。在這個意義上，不管你念的是什么專業，在繁花似錦、綠草如茵的校園里，與詩歌同行，是一種必要的青春體驗。能否成為大詩人，受制于天賦、才情、努力以及機遇，但熱愛詩歌，卻不受任何外在條件的拘牽。因癡迷詩歌而獲得敏感的心靈、浪漫的氣質、好奇心與想象力、探索語言的精妙、叩問人生的奧秘所有這些體驗，都值得珍惜。正是基于此判斷，北大詩歌研究院與北大中文系合作，熱衷于在大學校園里播種詩歌包括出版現代詩研究集刊《新詩評論》(已刊14輯)，編印提倡風雅性情，道德文章、著力于古典詩文研習的《北社》(已刊15期)，以及支持未名湖詩歌節(此每年一度的詩歌盛會，若從其前身未名湖詩會說起，已有20多年歷史)等。
　　在我看來，讓大學校園里洋溢著詩歌的芳香，借此養成一代人的精神與趣味，這比傳授具體的詩藝，或選拔若干優秀詩人，更為迫切需要。可惜的是，自晚清以降，西學東漸，中國人的文學教育，逐漸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當然，這并不取決于教授們的審美趣味，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的。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表達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異文化、融入世界文學進程方面，曾發揮巨大作用。至于本國文學精華的表彰以及文學技法的承傳，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大學需要文學，文學可以教育，這都沒有問題；容易引起爭論的是，什么樣的文學教育才算是成功的。好的文學教育，必須兼及專業知識與個人趣味，這方面，學者與作家其實各有專擅。這讓我想起任教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中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建而成)的沈從文。這位從邊城走出來的大作家，站在當年中國最高學府的講臺上，感嘆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讀者也極為難得！這因為同樣都要生命有個深度，與平常動物不同一點。這個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謂‘學問’的積累無關，與通常所謂‘事業’成就也無關(《小說作者和讀者》)。在沈從文看來，雖然大學設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專攻文學，但這不見得就一定有助于好作品的增加，也不見得就一定有助于對作品闡釋的深入。這是一個文學教授的激憤之詞，當然，他是另類，一個有著豐富生活體驗與藝術感受力的大作家。
　　一個昂然走進大學課堂的詩人或小說家，他的講授方式，跟一般學院訓練出來的教授，本來就應該不一樣。作家沈從文，以其獨特的教學方式，把文學教育的問題推到我們面前。既然有此成功先例，何不勉力追蹤前賢？于是，在原有的中國作家北大行系列講演之外，我們創立了駐校詩人制度，每年邀請一位國際著名詩人來北大居住，舉行專題演講，且與同學們展開深入的對話，以彌補目前的文學教育過份偏重文學史講授的缺憾。第一屆邀請的是著名詩人、美國加州大學葉維廉教授，第二屆則是著名詩人、臺灣中山大學余光中教授；若能妥善解決翻譯問題，不排除日后邀請非華語的各國詩人。
　　除了設立駐校詩人制度，北大中國詩歌研究院還受中坤詩歌發展基金委托，負責評審并頒發中坤國際詩歌獎。這兩年一度的國際性詩歌獎，倡導理想主義、批判精神以及藝術探索，兼及本土性與國際性，希望借此促成當代中國詩歌的繁榮昌盛。第三屆中坤國際詩歌獎授予中國詩人牛漢(1922)及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ShuntaroTanikawa1931)。在2011年12月6日的頒獎儀式上，我做了題為《未名湖的夢想》的開場白，其中提及在一個金錢掛帥、精神缺失的時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應該不失時機地給自己、也給自己的同道鼓掌加油。更何況，今日中國，仍有那么多詩人，一如他們的祖先屈原那樣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確實值得你我尊敬、喝彩。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提及老師的諄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如此區分小與大，對于自幼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我輩，實在是極大的震撼。我愿意套用魯迅的句式，稱設立中坤國際詩歌獎的目的，也是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詩歌。這不僅是指我們的視野既獎勵中國詩人，也獎勵國際詩人；更重要的是情懷詩歌是我們的興趣、我們的事業、我們的生活方式，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的信仰。
　　表彰那些畢生從事詩歌創作(或研究)并取得驕人業績的詩人(或學者)，同時，將他們的精神產品推展開去，讓社會各界了解與接納，這是我們的責任。希望通過不懈努力，10年20年后，未名湖不僅成為學者的搖籃、詩歌的海洋，還能成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詩人向往的精神家園。
　　讓未名湖成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詩人向往的精神家園，這當然只是我們的夢想可這夢想屬于每個熱愛詩歌的北大人。明年春天，隨著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小樓采薇閣的正式落成，未名湖畔將有更多詩人雅聚的身影，以及風聲雨聲讀‘詩’聲。我相信，綿綿春雨中，隨風潛入夜的，不僅是青春的笑語，更有那大學校園里永遠不滅的詩歌的精魂。
　　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題為《大學以精神為最上》，說的是當下亞洲各國大學，都在以美國大學為榜樣，急起直追，爭創世界一流。在這過程中，校方看重的是有形的數字，比如科研經費、論文篇數、學科排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等，而很容易忽略那些沒有固定形狀、彌漫在空氣中的精神。文中，我套用清末民初大詩人、大學者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句式，稱：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有精神，則自成氣象，自有人才。這里，請允許我再次借花獻佛談論當下亞洲各國大學的高低雅俗，在大樓、大師、經費、獎項之外，還得添上詩歌。對于具體的大學來說，愿意高揚詩歌旗幟的，則自有高格，自成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