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聽風者》上映第一周，票房就過了1.5億，這多少是搭了文學的順風車，它改編自獲茅盾文學獎的麥家小說《暗算》。前不久頭一部踏進國產電影7億票房俱樂部的《畫皮2》，狐妖的原型和畫皮的噱頭都源于《聊齋志異》。大洋彼岸亦是如此，今年奧斯卡金像獎獲獎影片《雨果》、《后人》、《龍紋身的女孩》、《幫助》，全都脫胎于文學作品。

　　影視當紅的年代，文學被裹挾到影像當中，哪怕古代文學也逃不掉。
　　本屆上海書展國際論壇上，當中國作家莫言、蘇童、吳念真攜手英國作家大衛·米切爾和日本作家阿刀田高絮叨起影像時代的文學寫作，不少聽眾一度恍惚：這是書展還是電影節？當然很快恍然大悟：這些個作家都與影視有著瓜葛。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和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先后被張藝謀相中，改編成了電影《紅高粱》和《大紅燈籠高高掛》；由大衛·米切爾小說《云圖》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在即；現年77歲的阿刀田高，已有50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吳念真就更不用說了，影視圈里混得很開，以至于他的作家身份倒不那么為人所知。

　　雙方的關系，并不那么劍拔弩張
　　談論影像時代里文學寫作何去何從，似乎有個預設前提：文學已被影視推到越來越邊緣的境地。蘇童就坦言分外懷念上世紀80年代文學一統天下的黃金時期，后來看著文學的地位一點點滑落，挺感傷。不過他深知，琢磨出文學與影視的相處之道，是影像時代的寫作者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影像時代是個大時代，是個窗外的時代；而個人寫作是個小時代，是個窗內的時代。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起，我就和電影糾纏在了一起，不得不面對兩種層次的寫作所造成的漩渦。每個時代總有其文藝樣式的主流，蘇童說我們所要學會的事情恐怕不一定就是適應時代，而要學會在這個時代中留下自己的一間小屋，使你舒服的、愿意為之生存的小屋。聽聽，他話里話外很有幾分被影像時代擠壓的無奈。
　　有必要將文學與影視對立起來嗎？阿刀田高說，在日本，兩者早在50年前就被捆綁在一起了，受歡迎的文學作品總會被拍成影視，而優秀的影視作品往往有暢銷的文學原作，雙方共存共榮。吳念真也說作家不必把影像當敵人，因為改編出來的影視劇的好與壞，根本不會影響小說本身的價值；影視劇等等反而能讓小說多一種傳播方式，為更多人所知。1960年代在臺灣地區流行一種閩南語廣播劇，有段時間那些劇本都改編自世界文學名著。后來有一回，我兒子說起他在看《基督山恩仇記》，我母親也來搭話，這讓小孩詫異不已，在他印象中，祖母大字不識一個，怎會看過《基督山恩仇記》？他不知道，老祖母在那個聽廣播劇的年代聽過這部書！他還說文學與影像其實從根上就分不開，你看一部小說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小說里面的人物在自己腦海中演戲？這與把文字影像化沒什么不同。寫小說的人用的白描手法，不是在把影像化為文字嗎？大衛·米切爾認為影像是文學的同盟軍，文學寫作會在影像時代更加繁榮。人們吃各種各樣的東西，影像有吸引力，可來得快去得也快，就像快餐，而需要慢慢品嘗的文學能提供給人們另外的養分。

　　誰都不必討好誰，守住本色就好
　　在影像時代，文學寫作是否需要改變？刻意討好影視，莫言坦言有過一次失敗的經歷：小說《紅高粱》改編成電影獲得成功后，張藝謀找我，希望我為他寫一個農村題材的本子。當時我先入為主，知道是為張藝謀寫電影，甚至知道鞏俐將是第一女主角，因而寫對話的時候想到臺詞、塑造人物的時候想到演員腦海中不斷浮現出電影畫面。結果，張藝謀直言寫得太差，說我怎么老替他想，甚至連機位都替他想好了。莫言說他從此明白了，寫小說就是寫小說，去討好電影做什么。后來我還知道，張藝謀最需要小說提供的是意境、思想，而不是故事、情節。
　　縱然借著新科技手段，影視劇的表現力大增，作家們卻指出，到底有些東西是文學能夠表達而影像無能為力的。蘇童舉的例子是街道的氣味，像我這樣在街頭長大的孩子，熟悉街道上一年四季甚至晴天雨天的氣味，比如夏天出門會隱隱聞到臭味，這是垃圾箱散發出來的，冬天則有煤煙味，這是家家戶戶在燒煤爐取暖吳念真贊同：臺灣午后雷陣雨快要來臨的時候，氣壓變得很低，而一旦雨下起來，地上泥濘，大家便無處可去；媽媽的脾氣隨之越來越壞，開始莫名其妙打小孩。人在這種情形下的焦躁，影像怎么拍得出來？每到秋天，天那么高，教人有想哭的惆悵，像這樣的感動，影像又怎么表現？他說，如果影像什么都能做到，小說早就死了，而如果小說是全能的，影像從一開始就不會有機會出現。
　　所以，文學在影像時代無需刻意改變什么，守住本色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