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市場經濟時代的詩人所秉持的立場，似乎必然站在對抗和反叛的位置上，否則，只有向世俗繳械投降。對抗和反叛，導致遠離主流退出中心，處于邊緣和角落，當代詩歌的卑微身份與尷尬處境就這樣被認定。總之，末日情緒在詩歌領域滋長蔓延，并像傳染病一樣擴散到整個文學界，至少在表象上是這樣。
　　但從本質上說，詩歌的現狀似乎還沒有那么悲觀和可怕。首先，詩歌的飛翔屬性決定了她不可能遁形匿跡，總能在時代或隱或顯或大或小的空間中頑強地生存，正如飛翔的云雀比靠近人群的鸚鵡更自由更安全一樣。其次，即使在西方，由工業社會進入后工業社會的一百多年時間里，詩歌也并沒有死亡與失蹤。恰恰相反，二十世紀是世界性的偉大詩人接連出現的時代，從艾略特、葉芝到布羅茨基、帕斯等，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人占了近乎一半。實踐表明，詩與詩人的存在并不選擇或依賴于所處的時代。正如有論者提出的，從藝術永遠抗拒與超越著平庸現實的意義上講，可能詩人在民主社會、貴族社會、共和國、絕對或溫和君主國中都各得其所。從另一個角度看，市場經濟的沖擊解除了詩歌身上的部分繩索，假如不在意經濟活動所造成的不平衡壓力，一個不依附于權力話語的詩人的處境與狀態，無疑要更加愜意舒暢、平實自然。
　　工業化或后工業化時代，沒有某種權力強迫以生產成批產品的方式來生產詩人與詩歌。由于現實焦慮感往往最先呈現于詩歌作品中，因此少數意識到與表達出思想的詩人，猶如人類這一巨大有機體清醒的頭腦部分，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這些詩人成為現代社會的精神英雄。后工業化時代，信息與技術導致實用主義高度泛濫，扼制了人的思辨的自由，譬如世界在某種程度上被廣告、影視、畫報、大眾攝影所圖象化，消解了多重啟示的形象性；廣泛流行的、庸俗的藝術顯示出機械化與商業化，但從個別、具體的角度認知，機器與科學又給人的思辨以更大的自由，換言之，信息與技術給詩歌對現實的體驗與表達提供了重要依據。我們從構成、猶疑、追問等詞匯中，就能感受到強烈的現代詩性意味，特別是從后現代詩歌藝術的無中心、多元、任意性等，完全可以體會到詩與詩人天然的獨立與創造的秉性。所以不難理解，詩歌在表象上并不由多數群體來體現，只由少數個人獲得與完成。現實也許對于一個詩人是苛刻的，一個詩人能夠用平常的方法解決衣食問題，在這個基礎之上，他也就不再被世俗理念所遮蔽，不再被庸常思維所左右。
　　從詩的本體立場出發，當下詩歌應在的位置與實在的位置已經接近契合。有論者曾提出詩歌相對物性與大眾現實的自覺游離，尋求邊緣生存的真實性和徹底性，并引用但丁《神曲》中的地獄第一圈，即候判所來比喻這種邊緣性生存的狀態。在這里，有許多人，都是眼光平正，富有威權的神氣；他們說話少而聲調柔和也許真的沒有必要喋喋不休地哀嘆和鼓噪，邊緣性可能正是詩歌的最佳生存狀態。
　　時代的遷變為詩歌挽留了最后一群赤子。詩歌的腹地還有一些踽踽獨行的人，這些混跡于民間的詩者，在為語言保留著不輕易示人的族譜。這匿于滾滾紅塵的王者，與書籍約談密謀，操持古老的審美約定，在星光下結構活動的句子，構建美文的保留區，堅守當代漢語中靈泛的家園。這是一種虔誠，一種追訴，一種期許，一種怦然心動的快慰。澄明的詩境像懸于夜空的圓月，清朗、細膩、潔凈，需要摒棄雜念悉心體會，就像撫摸自己最初的皮膚，純粹、柔弱、敏感如弦。
　　對一個現代社會中的人來說，要真正觸到詩歌的翅翼，感受與領會到她的力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事情已是這樣，事情本應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