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遠離自己祖國的人，無疑是痛苦的，尤其是在精神上遠離自己祖國的人，不僅會有巨大的痛苦，而且也會有難以克服的迷惘。國家的概念不僅包含有自然地理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包含有歷史文化與社會政治的含義，尤其是社會政治，幾乎應該是與每一個人的生命最息息相關的國家要素，對它的關心構成了許多人精神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屈原遭遇政治社會(楚王庭)的放逐，他的內心遂產生了深重的痛苦和憂傷。他偉大的作品《離騷》就是這種痛苦的見證。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而離憂者，遭遇憂愁、痛苦之古語。正因為他對這種遠離故國而產生的痛苦的描寫，使他的作品有了光輝的背景和無窮的意義。所以司馬遷繼續評價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學是這樣，其他藝術也是這樣。我國中古以后崛起的水墨山水，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水墨藝術中成就最高者，并非只在于筆墨變化中的雕蟲小技，乃在于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孔子語)觀念影響下的對于家園與家國(包括倫理社會意義)的不盡留意與描繪，這也正是中國傳統山水藝術中抒情、寫意的本質。唐詩人崔顥所說：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對故鄉的憂思就是對祖國的憂思。清初的遺老顧炎武深切感慨：人間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論。那是由于他懷念自己心目中的九鼎與文化，他甘愿做一個前朝的遺民。無論時代怎樣變，祖國還是自己的祖國。祖國的概念在學人的心目中是與自己的學道深淺血肉相連的，有人可以隨時運依附，有人也可以固守，有人可以殉國，有人可以隨時代變遷而接受一個嶄新的家國。但是寬泛一點，新人對舊人的寬容，不失為一種美德。近現代大學者、大詩人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痛苦，都是源于對自己曾朝夕相處的社會文化的懷念與執著，今人怎能對其肆意苛求？都是出于對國家的熱愛，只不過有人沉入歷史與虛幻，有人著眼現實與當下。歐洲人也一樣，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主人公俄底修斯歷盡千難萬險、沖破重重阻撓、九死一生也要回到自己的故鄉，這就是遠古時代人類熱愛自己祖國的見證。古希臘喜劇大師米南德在殘存的喜劇片段中歌詠：

　　當我望見我的家鄉的時候，
　　一切地方我都不看重，
　　只看重這地方，
　　因為在我看來哺育我的地方是神圣的。

　　數千年以來，人類所有的文藝作品都無法割舍、無法擺脫與家園或家國的聯系。也確實如古代詩人所詠唱的，哺育我的地方是神圣的，神圣的故鄉是人類所有藝術創作中永恒的主題。在這種意義上，文藝對社會政治無疑具有天然的影響力。也由于這樣的關系，歷史上的社會政治曾經干涉過文藝的自由表達，而文藝受到傷害后就試圖要遠離社會政治。比如在文學領域，多年以來文學曾試圖撇清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無以復加地標榜自己純文學的身份，似乎只有純文學的標簽才可以證明自己的作品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問題是有沒有遠離自己所生存的社會環境而純粹表現自然與個體的所謂純文學呢？我以為很難找到。即使有，這樣的作品很難被認同和流傳。純粹表現自然的作品，如果沒有人的視覺予以統攝，便沒有意義；而任何個人的內心世界如果離開了家園與社會的關照，那么其最終的象征所指就是空虛和迷惘的，也缺失了被別人理解與接受的可能，作品同時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事實上，現當代，那些大量沉溺于個人生活與內心世界的文學作品與家園、社會的關系極大，而不是沒有關系，只不過表現的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最具有說服力的是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的作品。
　　卡夫卡19世紀80年代出生于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布拉格，他短暫的一生幾乎都是在一個德語文學的孤島上度過的，只在生命的最后日子移居到柏林。當時在布拉格這個多瑙河王朝有著幾十萬人的北部城市，卡夫卡所屬的德意志人只有兩三萬人，而他們這些作為統治階層的德意志人又拒絕學習捷克語，捷克人也拒絕學習德語，尷尬的結局使他們既與自己的母語國家遙遙相望，又無法融于捷克的社會文化之中。作為在語言和思想上極度敏感的卡夫卡，他小說中所呈現的悖論式的情感與孤獨絕望的情緒，并不是純粹個人化的，而是遙不可及的社會與國家在他內心深處落下的一幕幕投影。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審判》中主人公是一位銀行高級職員約瑟夫·K，有一天在自己的寓所遭到了法院的逮捕，但是所謂的逮捕只是名義上的逮捕，法院既沒有公布他的罪行，也沒有限制他的行動自由。從此以后，他被迫不斷上訴，而法院卻不斷推諉，日復一日，他的心理壓力越來越重，他要進入法的大門似乎越來越難，直到他耗盡精力，在生命的彌留之際，依然不許他進去的法的守門人卻告訴他，這扇門之所以沒有其他人要進入，是因為這扇即將關閉的門就是為K而設的。你試圖要進入，大門就會為你而設，這似乎成為了一種更有普遍意義的象征情境。作為上層社會的一員，遵紀守法的K成為自己階層所制造的法的受害者，因而審判不僅是法對他的審判，也是自我審判的開始。他的另一部影響頗大的長篇小說《城堡》，其主人公K以及周圍的其他人都被如夢幻一般的城堡的陰影所籠罩。城堡并沒有聘請K為土地測量員，但卻認可了他的土地測量員身份；屬于城堡管轄的村子并不大，可是管理這個村子的官員人數卻比被他們管轄的村民多出好幾倍；城堡的官員索提尼看上了村姑阿瑪麗婭，而阿瑪麗婭拒絕了他的粗暴要求，從此厄運就降臨到她的家庭，盡管城堡并沒有對他們采取什么報復措施，可他們卻發熱病似的懇求城堡寬恕，為了能找到索提尼的跟班，阿瑪麗婭的姐姐奧爾加竟然跑到客棧去委身于每一個下賤的仆役；K終日守望著城堡，試圖進入城堡，可是他卻無法接近城堡。城堡表面上看，可能是一個國家機器或官僚機構，但其實它更像一則寓言，在描述一群漂泊于精神故鄉之外的游子們可悲、絕望的無助境遇，隱喻著人與國家、社會的關系。
　　國家意識在文學藝術創作中出現，從方式上來說，古典主義時代基本上是明喻的方式，現代主義之后基本上是隱喻的方式，隱喻的方式使作品所要表現的情境可能包容量更為豐富、更為普遍和深刻，但無論運用哪一種方式，任何作者及作品都無法超越家園、社會或國家的潛在而本質的影響。那些極具個人化特點的文藝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人們的閱讀興趣和反思興趣，大概都是因為其象征所指仍然是社會及家園。歷史文化與社會國家是我們主要的憂慮、歡樂、希望之所在，或者說個人的情緒及思索其來源及所指都離不開家國。家國的神圣就在于，當我的情感和思索與祖國的尊嚴相頡頏時，我寧愿選擇我內心深處的這般神圣。
　　社會政治在不斷走向文明，文明的政治具有全面的自覺與自信，自覺與自信的政治自然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是人類杰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最終在憲法的范圍內寬容文藝的自由表達，與文藝互相推動、互相進步。因此對于我們來說，文學夢也是中國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