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2001年，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上預期，21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而今，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我對此更加充滿信心。
　　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盡管在近代以后中國飽經滄桑，但歷史輾轉至今，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么？我以為，21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后的整部歷史。但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將經學的現實意義降到了最低。現在許多簡帛記錄紛紛出土，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而今正如蘇軾所說大千在掌握。我們應該如何善加運用，重新制訂新時代的經學，并以之為一把鑰匙，開啟和光大傳統文化的寶藏？
　　長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經書凝結著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甚至說，這應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立足點。
　　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為它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生活與自然相調協，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臻于和諧的境界。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
　　經對現代社會依然很有積極作用。漢人比《五經》為五常，《漢書·藝文志》更把《樂》列在前茅，樂以致和，所謂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表現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團結群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在科技發達、社會巨變的時代，如何不使人淪為物質的俘虜，如何走出價值觀的迷陣，求索古人的智慧，應能收獲不少有益啟示。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是發軔于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智識帶來極大的啟迪，從而刷新人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我國近半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敵。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在文化上鮮活而又厚重的古國。對此，我們不是要全單照收，而應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上世紀60年代，我的好友法國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說，他很后悔花去太多精力于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產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現在是科技引領的時代，但人文科學更是重任在肩。老友季羨林先生，生前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小腳注。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并以此為歸宿。當今時代，人的學問比物的學問更關鍵，也更費思量。
　　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復興，沒有自覺、自尊、自信這三個基點立不住，沒有求是、求真、求正這三大歷程上不去。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