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不是小說，不是戲劇，是奧地利作家托馬斯·伯恩哈德講述他獲得各種文學獎的經歷，說得確切些，是他接受的部分文學獎。有一些所獲獎項他沒有寫，還有些獎他沒有接受。但是該書讀起來讓人感覺到既像小說又像戲劇，體現著作者那獨特的敘事風格。在娓娓道來的講述中，有矛盾和沖突，有驚喜和煩惱，有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也有柔情似水的關懷。獲獎前前后后的經歷大多不同尋常，有的讓人忍俊不禁，有的讓人瞠目結舌，有的甚至跌宕起伏，峰回路轉。

　　作家過分追逐文學獎
　　將失去寫作根基
　　讀這本書讓人不能不思考作家和文學獎這個問題。
　　作家是什么人？不是圣人，不是偉人，而是在為爭取有尊嚴的生存過程中，能以文學的方式生動地表達真實感受的人。文學獎是什么？是某機構對作家文學成就的評價和獎勵。頒發文學獎的組織有兩種，政府的和民間的，其文學獎往往以歷史上著名文學家冠名，但實際上與這個文學家沒有任何關系，就像伯恩哈德在書中所說，畢希納獎與畢希納本人沒有任何關系。無論政府某機構的，還是民間的，他們對作家的評價，都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某個具體評獎單位的烙印。文學作品是一種精神產品，孰優孰劣，固然容易評定，哪個最佳最優，就很難說。真正公正的、讓人信得過的評價是時間，經過時間長河的沖刷、篩選和淘汰，能夠流傳下來、仍然讓人喜愛的才是真正優秀和經典的作品。如果一個作家對當下的各種文學獎過于感興趣，那他必定失去自己寫作的根基。
　　伯恩哈德參加頒獎典禮遭受的難堪、屈辱，使他從心里厭惡頒獎典禮。首先他得委屈自己穿上所謂體面的服裝，規矩地坐在那里，聽首長或官員張冠李戴、謬誤百出的講話，還要硬著頭皮去聽那些專家對他的作品所做的莫名其妙的分析。他還得坐在首長身邊，聽其在頒獎儀式上，因百無聊賴而發出的令人心煩的鼾聲。
　　他在書中說，在我欣喜雀躍地接受了尤利烏斯·卡姆佩獎之后，每逢再得獎，總覺得索然無味，甚至感到惡心，心中總有一種抵觸的感覺。但是許多年里每逢有獎向我頒發，我都顯得太軟弱，不能堅強地說聲不。我總是想，在這方面我這個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視文學獎，但我沒有拒絕。這一切都令我厭惡，但最令我厭惡的是我自己。我憎惡那些典禮，那些儀式，但我卻去參加；我憎惡那些頒發獎金者，但我卻接受他們遞給我的獎金。他又說，今天不可能再是這樣了。人已過四十歲了

　　文學獎
　　與一個作家的成就無關
　　1972年伯恩哈德獲得弗朗茨·特奧多爾·喬科爾文學獎，他沒有去拿那一萬八千先令的獎金，而是讓人把它作為對監禁者的救濟匯給施泰因監獄。他在書中說，其實這樣做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此這般的所謂與社會福利相關的慈善行為，歸根結底也并非沒有虛榮的成分，自我美化、自我滿足。讓這個問題一勞永逸地不再出現，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讓自己再接受榮譽和獎金。
　　伯恩哈德的確這樣說，也這樣做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76年，奧地利聯邦商會因伯恩哈德在這年發表的自傳體作品《地下室》向他頒發聯邦商會文學獎。該書記敘了他年輕時在城邊一個居民區食品雜貨店當學徒的經歷。伯恩哈德不把這個獎與他的文學創作聯系在一起，而是與他的學徒歲月。頒獎典禮上商界人士不稱他作家，而是雜貨店學徒，他甚至于覺得自己是商界一分子，他們不夸夸其談，在宴會上，伯恩哈德坐在商會主席身旁，面對著這位想當初自己滿師出徒的考官，他竟動情地與對方暢談起對他一生具有重要意義那段生活。
　　伯恩哈德不再接受任何文學獎了。1979年伯恩哈德退出達姆施塔特語言文學科學院，1980年在答記者問時他說，他只對寫作感興趣，他不參加任何協會，不當任何什么院和什么團體的成員，他只做醫療保險的成員。他再次重申不接受任何什么榮譽和獎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
　　也許人們要說，伯恩哈德為人不夠厚道，用文學獎的所得購置了房產買了汽車，反過來還要對文學獎口誅筆伐。其實，他在批判文學獎的同時也在剖析自己，而且毫不留情，他在書中說：我對金錢貪婪，我沒有個性，我是一頭豬。他的親身經歷告訴他，獲得文學獎與否與一個作家的成就沒有關系。更多地與文學以外的因素有關。他蔑視那些總喜歡巴結權勢的作家，他們甚至于早點喝一杯咖啡，或者去旅行度假都不用自己掏錢。他說，我們怎么能指望這些人會寫出什么好作品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