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鎮化加速推進的過程中，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將傳統文明賴以生存的土壤逐漸縮小，熟人社會組織的人際關系、 鄉土生活培育的審美情趣、傳統生產方式中滋養的文化傳統，以及它們共同構成的種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在高速的社會發展中面臨嚴峻的挑戰。然而，非物質文化 遺產為一個國家的發展提供的不僅是文化的符號和民族的記憶，更是文化自信的內在依據。因此，遺棄或保護，被動消亡或主動變革，不僅是非遺保護工作本身面臨 的困境，更是城鎮化進程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非遺保護與城鎮化并非魚與熊掌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城鎮化呈現出了蓬勃旺盛的勢頭。近期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顯 示，19782013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7.3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3.7%；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8個， 建制鎮數量從2173個增加到20113個。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將有1億左右農業轉移 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伴隨著城鎮化及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現狀卻并不樂觀。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小璞指出，城鎮化使得大批農田消失、原住民流失、傳統村落銳減；同時，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發生轉變，一些傳統習俗急遽變化，許多 文化記憶在無意識地被淡化，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又直接導致鄉土文化傳承鏈條斷裂。整體而言，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農村風貌在漸漸遠去甚至消失，非物質文化 遺產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到破壞。
　　城鎮建設大拆大建，破壞了原有的歷史風貌，很多文化遺產被破壞和遺棄，留下了太多慘痛的教訓。周小璞 說，盲目吸收現代元素、國外元素，破‘舊’立新，又導致‘千城一面’，這樣發展起來的城鎮缺少歷史記憶、缺乏文化特質、缺失地域特色，有亮麗的外殼卻無 充實的內核。
　　與此同時，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副所長王馗也指出，城鎮化進程中，伴隨著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化，人們的審美趣味和 文化需求也勢必發生相應變化，這使得以鄉土文化為生存土壤的非遺項目保護工作受到挑戰。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傳統戲曲的萎縮就是突出的例子。城鄉生活方式改 變帶來的娛樂消費方式取舍，城鄉商業中心新舊更替帶來的戲劇演出環境變化，都為一些非遺項目的保護和傳承工作提出了挑戰。
　　一面是鄉村的消失、高樓的崛起；一面是傳承的斷裂、傳統的消亡。城鎮化的推進，非遺保護的式微，似乎已成了回避不了的現實。那么，城鎮化和非遺保護，完全陷入了一場你進我退、有你無我的兩難境地了嗎？樓高了、路寬了、城市大了，就騰不出非遺保護的一席之地了嗎？
　 　現代文化產業概念是當代出現的新事物，中國的手工藝則發育、成長于以農耕為主的小商品經濟時代，以家庭副業或小手工業形式存在，至今很多人還堅定地認 為手工藝應堅持自發性的、小規模的、分散型的方式生存。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邱春林以手工藝為例，指出了城鎮化和非遺保護的隔閡之處，卻也道出了兩者的 契合點當前文化創意的延伸、中國創造的進步、文化產業的全面發展、人的城鎮化的實現，都需要挖掘、整理、恢復、發展和傳播傳統文化資源中的精華， 從小手工業到手工藝文化產業的轉變適應了時代的需求。所以，單就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即可看出，非遺保護傳承與城鎮化非但不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更可 相互借勢、互為促進。

　　多樣態推動新形勢下的非遺保護

　　幾千年來，為非遺保護作出最大貢獻的，莫過于代代相傳、世世堅守的代表性傳承人的活態傳承。
　　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步伐加快，對非遺項目進行生產性保護的成效也逐漸顯露。但是，來自許多代表性傳承人的另一個困惑也浮出水面：是不是國家要求我們把生意做大做強？我們哪有能力去招兵買馬，擴大生產，尋找市場？
　 　邱春林認為，傳承人在保護和發展非遺工作中的身份定位是做好相關工作的重要一環。大部分代表性傳承人都僅僅是小手工藝人，他們手上有絕活，卻不善于經 商；他們資金有限，眼界有限，只針對小區域的‘熟人社會’進行生產。因此，其中的一些人大可不必去做大實業家，只要在文化產業中扮演‘教練’的角色，比如 到企業中指導手工藝生產流程，開辦傳習所等。
　　此外，民俗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藝乙強調，在規模較小、精力有限的代表性傳承人的帶動下，民眾的積極參與和創新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得到真正保護的關鍵。
　 　在武漢市新一輪的規劃建設中，幾個漁村合并成立了新的社區江欣苑社區。這個社區擁有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高龍，便由此組建了高龍博物 館、高龍制作傳承培訓部、高龍生產制作部、高龍表演培訓部等，還有10多支舞龍隊，老中青傳承人達300余人，常年開展活動。2012年起，又以高龍為基 礎，將武漢及周邊的幾十個非遺項目引進社區，為傳承人提供優惠條件，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園，為社區民眾的文化生活帶來了勃勃生機，還吸引了全國各 地的興趣愛好者前來拜師學藝。民眾的參與使非遺保護不僅‘活’起來了，更‘茂盛’起來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成了提高民生幸福指數的‘有功之臣’。 徐 藝乙說。
　　邱春林以體驗型手工藝文化產業的發展為例，提出了文化產業發展和非遺保護的雙贏模式。體驗型手工藝文化產業，即以傳 統手工藝生產地、生產線和老廠區為核心打造文化觀光體驗區，走產銷一體化和體驗經濟的路線。最核心的競爭力就是真實的、完整的、地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據了解，目前國內已有上百家生產性保護非遺的示范單位，像山西美和居釀醋、南京云錦研究所、蘇州刺繡研究所、揚州玉器廠等。邱春林表示，這類文化產業充 分挖掘體驗的價值，是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文化傳承一箭三雕的有益道路。因此，非遺保護可以在體驗型手工藝文化產業的發展中找到落腳點，甚至 可以把它當作落實各項保護工作的重要平臺。

　　新型城鎮化為非遺保護提供了機遇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 2020年）明確提出城鎮化要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將文化傳承、彰顯特色作為新型城鎮 化建設的基本原則之一，進而提出：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歷史文化稟賦，體現區域差異性，提倡形態多樣性，防止千城一面，發展有歷史記憶、文化脈絡、地域風 貌、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建設歷史文化底蘊厚重、時代特色鮮明的人文城市。
　　周小璞認為，新型城鎮化是國家的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實際為非 遺保護提供了發展機遇。因為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是承載優秀傳統文化的城鎮化。‘歷史文化底蘊厚重、時代特色鮮明的人文城市’不正是在強調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與城鎮化相輔相成嗎？這一過程就是要把非遺保護、文化傳承作為城鎮化進程中的‘軟實力’和‘助推器’，為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 建設做出貢獻。
　　此外，今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也為非遺保護指出了一個新方向 跳出文化發展文化。文化的經濟價值多表現在它對社會發展的助推性，以文化附加值大大拓展經濟價值的上升空間，更可以推動制造向創造的轉型。 周小 璞說。
　　他認為，城鎮化進程中的非遺保護工作應遵循幾條原則：一是要摸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家底，制定相應的保護計劃和措施；二要運用文 字、圖片、錄音錄像、數字多媒體技術等多種形式進行搶救性記錄；三是要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群體、社區、社會組織的遷移變化，盡量不予拆散，保留原有人 際關系；四是要特別重視非遺項目較集中的古村落的整體性保護加強歷史文化名城名鎮、歷史文化街區、民族風情小鎮文化資源挖掘和文化生態的整體保護；五是要 充分發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底蘊和人文價值，將其轉化為可供物質消費或精神消費的文化產品、文化服務，從而獲得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副司長王福州表示，按照《規劃》和《意見》的相關精神，汲取經驗和不斷探索，我國將走出一條非遺保護與城鎮化協同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