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為配合全民抗疫阻擊戰，介紹有關歷史知識，中國煤礦文聯與煤炭工業文獻委共同組織防疫史話專題，從吳曉煜《瘟疫縱橫談》(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選取部分文章，陸續在中國煤礦文化網和煤炭史志網上推出。

杜甫曾患瘧疾

唐代現實主義詩人杜甫,是名著中外的詩圣。他7歲能言詩,才華橫溢,詩至精善,可稱大師。對他的一生有兩個詞可以概括:一是窮苦,二是多病。所謂窮,則是從小家里就窮,想走入仕途,參加科舉考試,卻不及第;想當官,卻始終不能當上大官,政治上失意,再加上生不逢時,戰亂迭起,顛沛流離,因而雖也有一段“裘馬清狂”的日子,但多數時候是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包含了他對窮的不滿。當然這種窮與下層老百姓的窮還是有點區別的。由于生活窮苦,與之連帶的就是多病。這在許多詩中都有所反映。

杜甫從小就多病,到中老年時期更是疾病纏身。他患過多種疾病,如眼疾較重,老年耳聾,得過哮喘。此外他還曾患上過瘧疾。

郭沫若所作的李白杜甫年表中,就有他患瘧疾的摘記。其中記有玄宗天寶十年(751年), 杜甫40歲,“居于長安”,“秋,長安苦雨,得瘧疾,順狼狽。在從弟杜位宅度歲”。此事見于《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看來,杜甫得瘧疾的時令是在秋天,而且比較嚴重,搞得他頗為狼狽。

關于這次瘧疾的一些情況,我們在社甫的詩中也可以找到證據。杜甫在《在病后遇王倚飲贈歌》一詩中就明確講出了這次瘧疾的大概情節。此詩中這樣寫道(僅節取與病有關的詩句)：

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沈年苦無健。

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

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

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

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殽膳。

寫這首詩的緣起,是杜甫得病之后,身體受到病魔折磨,苦不堪言。他的病還沒有痊愈,一位姓王的朋友,在他貧病之時,請他喝酒吃飯。宴席十分豐盛,杜甫心情愉快,且十分感動,為了感謝朋友的深情厚誼,寫了這首詩。

從詩中看,杜甫這次患的是瘧疾無疑,患病的時間是在三秋(瘧癘三秋孰可忍)。這一年秋天,連天陰雨,本來就多病的杜甫在愁苦之中不幸染上了瘧疾。詩中講到此病給他帶來極大痛苦,使他“顏色惡”,頭發也白了,眼疾加重了(頭白眼暗),皮膚發黃皺紋增多(肉黃皮皺)。由于長期臥坐,屁股長出了硬厚的服子(坐有胝)。此病明顯的癥狀,就是患者出現周期性的寒戰(渾身發冷)和發熱,以及肌痛頭疼,每隔一兩天或三天寒戰與發熱就要交相出現,正如杜甫在詩中所講的那樣“寒熱百日交相戰”。這種瘧疾之苦纏了他大約一百天。而“命如線”一句則說明病情已經相當嚴重,此時他的命運如同重物懸線,時刻會線斷物墜。

對于瘧疾之病,杜甫是十分憎恨的,這種憤之情溢于全詩。什么“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這“孰可忍”三字,充分表達出杜甫已經無法忍受瘧疾帶來的痛苦以及對于疾病的痛恨。當然,處于貧困加病苦之中的杜甫,此時在政治上又失意,對于疾病的抗爭既無奈又無力。難怪朋友請他吃一頓好飯,就使他如此興奮。

(2004年4月5日)

從柳宗元的《捕蛇者說》談起

提起唐代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773-819年),我們會首先想到那些生動雋永,優美犀利,令人深思的散文,像小石潭記》、《種樹郭橐駝傳》、《蝜蝂傳》、《桐葉封弟辯》等,都令人百讀不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的一些文章也涉及到一些防治瘟疫的史實,比如在著名的散文《捕蛇者說》中,就介紹了用永州所產之蛇醫治疫疾,特別是麻風病的情況。

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一開始就講,永州有一種奇怪的蛇(“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這是講此蛇毒性極強,凡是與蛇接觸過的禾草和樹木一律枯死,人被蛇咬傷后,根本無藥可解,只有死路一條。這種黑底有白色花紋的蛇的確厲害。

然而,就是這種蛇卻可以治麻風病等疾病。正如柳宗元所介紹的那樣:“得而蠟之以為佴,可以已大風、攣、瘺、癘,去死肌,殺蟲。”此種蛇雖然可以傷及草木,使人致死,卻是一種極好的藥材。如果把捉到的蛇殺死后,曝干,制成藥佴,就可以醫治大麻風病。“已大風”的“已”字十分關鍵,已是止停止的意思,意即把病止住。而大風,即大麻風病。這種用蛇臘制而成的藥佴,不僅可以治療大麻風病,而且對于手腳不能屈伸的關節病(“攣”)、瘺、癘等病也是很有療效的,甚至可以使死去的肌肉復活,殺死身體內的寄生蟲(“三蟲”)。

正因為蛇藥有這樣的治療奇效,所以宮廷的太醫以朝廷的命令向永州征派這種蛇餌,而且要求永州每年兩次向朝廷進貢。如此看來,這種蛇對于治療麻風等疫病的療效是得到朝廷認可的,并且把此蛇作為宮廷的御藥,作為向朝廷進貢之物。

為了滿足朝廷對蛇佴的需求,完成每年兩次進貢的任務,永官府招集有捕蛇經驗的人戶進山捕蛇,還許諾如果捕到一定數量的蛇,就可免交賦稅。有這樣的好處,于是永州之民爭相去捕蛇。

但是,蛇不是好捕的,危險性相當大,許多人就因捕蛇死于蛇口之下。有個三代從事捕蛇的人家,其祖父、父親都是因捕蛇丟了性命,而這位第三代捕蛇者,也有好幾次差點兒死掉。柳宗元于是向他講,既然捕蛇很艱難,有性命之憂,就不要捕蛇了吧,并打算替他向官府管事者說情,改捕蛇為交賦稅。但此捕蛇者聽后非常憂戚、害怕,急得流眼淚。他對柳宗元說,捕蛇雖苦,但交賦稅更苦。如果交稅的話,就是拿出全部家產和全家的一切收入也交不夠。由于交不起苛稅,村民不是被逼死就是流浪乞討,而且日甚一日日苦一日。捕蛇雖然十分危險,尚還有一點點活路。這番話使柳宗元感到悲哀,感到憤慨。他想起了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話,于是奮筆寫下了《捕蛇者說》。

這篇寓言式的散文思想性和教育意義是十分深刻的,表現了柳宗元對永州老百姓艱苦處境的同情和對苛政的厭惡。但他在文章開頭所講的,用蛇佴治療麻風病的方法,卻是民間的一個土辦法。當然柳子厚不是醫生,只是個政治家和文學家,他不可能知道用蛇治麻風病的科學道理,但他把永州之蛇的特點以及藥用價值講得非常清楚,這倒是我國防治麻風病歷史上的一段趣話。

(2003年6月19日)

蘇東坡杭州治癌救民

蘇東坡(1037-1101年),名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提起蘇東坡人們會首先想起他那豪放高亢的詩賦,引人入勝的政論文章。其實,他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堪稱曠世奇才,在從政方面也頗有聲譽。他關心民間疾苦,興水利,辦教育,撫民節儉,為老百姓辦了許多值得稱道的好事。其中,他在杭州太守任上,面對杭州嚴重的饑疫并行,死人眾多的局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終于戰勝了瘟疫,取得了實效。

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年),在朝廷的政治紛爭中,蘇東坡認為自己“受性剛偏,黑白太明,難以處眾”,因而主動要求離開中央政府,到外地任職。這年三月,他如愿以償,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太守。這是他二度到地方為官。皇帝為了表示恩慰,賜給他龍茶、鞍馬、官袍、銀帶等。

然而,這個差事并不是好干的。因為他一上任就趕上杭州發生大旱,而且大旱與大疫接踵而至,“饑疫并行”。杭州百姓既室無隔宿糧,又身染瘟疫,死者多有。不僅如此,第二年春天,瘟疫還在流行,又發生了水災和風災,杭州人民陷于災難之中。蘇東坡不僅是個文人,還是個治亂干吏,他立即組織人力,投入了緊張的救災抗疫斗爭。據《宋史?蘇軾傳》(卷338,列傳973)記載,蘇東坡采取了如下抗疫措施

第一,高度重視瘟疫防治工作。他深刻認識到杭州疫情的嚴重性。他說:“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這既是事實,又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因為像杭州這樣的大城市,處于水陸交通要沖人口稠密,且流動性大,因而疫病極為流行,造成“疫死者比他處常多”的嚴重局面。他的這段分析,對于研究我國治瘟思想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第二,從經濟上減輕杭州老百姓的壓力,采取了一系列賑災救民措施。一是向朝廷如實報告災情,請求減免杭州的糧賦;二是撥出專款,并籌集到一大筆款項,大約兩千緡,用于購買糧食,“多作粥,以救饑者”;三是除去免費施糧外,又減價售糧,使一般老百姓口中有糧,既解決了不致餓死的問題,又使疫者有了抵抗力。

第三,最關鍵的,就是全力對疫者進行救治。蘇東坡組織醫生,開方制藥,而且藥劑滿足供應,并“遣使挾醫,分坊醫治”。他采取的辦法是,利用杭州的基層單位——“坊”來組織抗疫,政府官員帶領醫療人員到各坊去發藥、治病。這項措施不僅使瘟疫不再擴散蔓延,而且使一大批瘟疫患者得到及時救治。其結果如《宋史》上講的“活者甚眾”。看來,效果還是不錯的。

第四,建立“病坊”,以專門救治瘟疫患者。有了專門的病坊既可以使病人得到有效治療,挽救生命,又起到隔離病人,防止交相染易”的作用。這個病坊坐落在杭州城中心的眾安橋,有人講這是我國最早的公立醫院,還有人講這是專門的傳染病醫院。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病坊”不僅有政府的投資,更有蘇東坡本人的捐贈。他當時立即捐出黃金50兩,作為建坊資金。《宋史》上講:“發囊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看來,當時還為病坊準備了一些經費和生活用糧,以保持病坊正常運轉施治。據說三年內,治療過上千病人。黃金50兩的捐資,在今天來講也是一個不很小的數目,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蘇東坡的愛民情杯,看出他在抗疫中的貢獻。希望中國醫學史家和疫病史家不要忘卻蘇東坡在杭州的這段抗疫、治疫的做法與經驗。

(2003年6月21日)

唐文宗下詔治瘟疫

唐代后期政治混亂,災害多行,瘟疫多有。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浙西、杭州等地不僅發生饑荒,而且瘟疫并行。當年五月朝廷因杭州八縣發生災疫,發放賑米七萬石,不久疫情更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唐文宗李昂頒下詔書,申明疫情的嚴重性,下令采取措施,以救災治疫。詔書并不長,為使讀者窺其全貌,據《舊唐?文宗記》(卷17)所載,引錄于下:

聞諸道水早,害人疾疫相繼,宵旰罪己,興寢疚懷。今長史奏申札瘥猶甚,蓋教化未感于烝人,精誠未格于天地,法令或爽,官吏為非。有一為茲,皆傷和氣。并委中外臣察,一一俱所見聞奏,朕當親覽,無憚直言。其遭災疫之家,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器,其余人口遭疫多少,與減稅錢。疾疫未定處,官給醫藥。諸道既有賑賜國費,復濾不充,其供御所需及諸公用量宜減,以救兇荒。

這份救災治疫詔書,在朝廷以至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在較大程度上避免了災疫的擴大,減少了死亡人數,使一批患病者得到治療,而目從政之風也有所改善。現在看,這份詔書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唐文宗對于瘟疫的發生,感到十分痛心。他看到老百姓曹此災疫內心有所自責,感到“疚懷”。用封建時代的話就是“罪”,這比那些荒淫無恥,對人民死活不聞不問的皇帝和高官來講,是一個很好范例。我們可以把此詔書看作罪己詔。

第二,文宗在詔書中向全國公開宣布疫情的嚴重性。正如詔書所指出的,這種嚴重性局面不僅在于疾疫的本身,如“一門盡歿”等,而且還表現在這場瘟疫是在連年水旱的情況下發生的,大災與大疫相繼,這就使廣大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難更為深重,其境遇更為悲慘。由此他要求各級官吏必須加以重視。

第三,他指出了災情之所以特別嚴重,不僅有天災,還有一些人為的因素在內。比如,有“法令不爽”,即朝廷有規定不正確或不科學的問題,更有“官吏為非”的問題,這可謂一針見血。這說明有一大批官吏工作不力,不認真進行拯救,為非作歹,中飽私囊,這更加重了老百姓的痛苦唐文宗在此點中了要害,這種見識是難能可貴的。

第四,詔書中規定了一些救災措施。一是,要求官吏如實報告災情和疫情,“一一具所見聞奏”,“無憚直言”,不得隱瞞,不得弄虛作假;二是,對全家都死于災疫者,給以棺具,進行掩埋處理,不得尸拋街頭;三是,向患者發放藥品,派人按地區予以治療,防止疫病傳染,控制蔓延,避免死亡;四是,對災疫地區根據災疫程度,遭疫人數多少,減免稅費,以緩解百姓負擔;五是,向各地發放賑災糧物;六是要求從自己做起,朝廷及各級官吏減薪省用,減少辦公費用,用節儉下來的錢財“以救災民”。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這份詔書無疑是一份救災防疫的動員令,其態度是誠實和實事求是的,其分析是深刻的,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切實可行的。一個封建皇帝,能夠做到這一點很不谷易。在中國幾百個皇帝中,幾乎都遇到過疾疫之災,但能發出這樣的詔書的,卻很少見。就是在今天也發人深省,具有一定借鑒作用。這更說明此詔書的可貴。

還要向讀者交代的是。唐文宗李昂(809-840年)是一個短命的皇帝,在位僅十多年。他生不逢時,接手時就是一個爛攤子,朝廷爭斗不已。他當皇帝后,很想有一番作為,曾銳意改革,裁減冗員1200人,釋放官女3000人,放五坊鷹犬,罷地方進獻,制定官吏待遇標準,削弱宦官勢力。無奈他無力回天,反而被宦官軟禁起來,后郁病而死,年僅31歲。

(2003年6月24日)

嘉慶皇帝下令防治疫病

電視里正在播放有關嘉慶皇帝的節目。這使我聯想到他下令采取一些措施,對北京出現的瘟疫進行防治的有關史實。

嘉慶皇帝,即清仁宗愛新覺羅颙琰(1760-1820年)。他是清高宗(乾隆帝)的第十五子,年號嘉慶。此人政績頗著,處治大貪官和紳,賜令自盡,抄其家產。他比較關心民疾,主張節位,減免田,禁止“八旗子弟征逐歌場”。而他在晚年防止京城瘟疫中,當機立斷,措施得力,頗值得一提。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夏季,京城發生了嚴重瘟疫。據史料記載,當時“時疫流行”,“京城內外時疫傳染,貧民不能自備藥劑,多有倉促病斃者”。更有甚者,多數貧民“無力買棺斂埋,情殊可”。從上述記載中可知當時京城的疫情比較嚴重,來勢兇猛,不僅發生于城內,而且波及市郊地區;那些無力置辦藥餌者,多數倉促病斃”。許多死者家屬無力購買棺材,或拋尸于野,或置于露市,這也是危害更大的傳染源。在這種情況下,嘉慶皇帝高度重視,聽從有關部門的建議,采取一系列措施,并分別于當年七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二日、八月三日一連幾次向內閣發出諭示,命令內閣及有關部門官吏立即行動起來,把各項抗疫措施落到實處,全力防疫,“用示朕救災恤民至意”。看來這位皇帝是把防治疫病作為抗災救災來認真對待的。

據《清實錄》披露的情況,這里把嘉慶皇帝上諭中提出的防治施歸納如下:

一、命令內閣以及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尹以及京城五城長官,一定要切實負起責任,“亟為拯恤”,“務使認真救治,多所全活”。這為救治工作明確了領導責任,提供了組織保障。

二、專門設立防疫救病的藥局,并且組織醫士“慎選良方,修和藥餌,分局施散,廣為救治”。特別是對那些無錢買藥者,免費發藥。這等于為疫民雪中送炭,此措施成為當時救治病人,控制疫情傳播,減少死亡的關鍵之舉。

三、設立棺局。為解決貧民無力購買棺材掩埋尸體的困難,皇帝下令調集木材,制作棺材,“設局散給棺櫘,勿使暴露”,這種免費發棺的舉措,不僅使死者入土為安,生者得到安慰,而且杜絕了一個很關鍵的傳染途徑。這對于進一步控制病毒傳播,縮小疫情,是極為有效的。

四、立即撥款,保證防疫資金。一是,于八月二日命令戶部撥給廣儲司銀2500兩,分發給五個城區,“為制備藥料棺櫘之用”;二是,第二天又命令戶部撥給銀兩1000兩,分發至大興和宛平兩縣,作為防治疫病專項資金,專款專用;三是,采取變通措施,告知有關經辦官員,在防治時疫過程中可以不經請示,先行購買抗疫物品,“俟疫病全消之日停止,分別報銷”。這種措施的確為京城的抗疫斗爭開了綠燈。

五、決定將在京舉行的順天府科舉(鄉試)延期一個月舉行嘉慶皇帝在八月三日就做出此項決定,他在對內閣的上諭中講到本年八月天氣尚覺暑熱,京城內外兼有時疫流行,因念貢院中號舍湫溢,士子等萃處郁蒸,恐致傳染疾病,非所以示體恤。今科順天府鄉試著展期一月,于九月舉行。”他還命令內閣衙門“即行曉諭,俾眾成知”。這實在是正確的決策,對于減少人員聚集,防止感染,保護士子考生的生命安全,極具重要性。

六、也是最關健的,派監察官員赴京城各地對防疫工作進行監督檢在和催辦。他在八月三日的上前中就要求:“著都察院堂官于五城地方,揀滿、漢御使各一,分司查察其京城外設局之處,該堂官不時自行察訪。”命令監察官員,“徜查有怠玩從事,奉行不力者,即行據實參奏”,予以嚴懲。看來這位皇帝是十分認真的,他不是一個只發命令不督辦、只布置不檢查的人。當時也確有對防疫工作不負責任,辦事不力的官員,這些人都得到了相應的處理。

由于嘉慶皇帝所采取的這些舉措得到實施,使京城的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他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對于我們今天的防治疫情是有可借鑒之處的。

(200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