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高爾基曾經說過：“每當我見到書時，就像從饑餓中撲向面包一樣。”

對于書的渴望和欲望，我沒有高爾基那么強烈。但書一直陪伴著我，喂養我走到今天。

我已經寫了四十多年的詩歌，發表詩歌幾百首。細想原因，都與讀書寫作有關。作為一位生活工作在煤礦的詩人，我認為怎么寫作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寫什么。過去，我寫作比較雜，什么題材的詩都寫，始終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在經過大量的閱讀之后，我開始進入了反思。我的詩歌究竟應該寫什么?寫什么樣的文章才受讀者喜歡?我認真讀波德萊爾、布羅茨基、帕斯杰爾納克的詩歌和本雅明、哈羅德?布魯姆的理論著作，包括唐詩宋詞、《古文觀止》、中西方名著和西方音樂、美術等方面的書，我努力尋找自己詩歌走向。通過讀書，我終于找到了一種適合自己寫作的最佳姿勢。

在我生活的煤礦這塊熱土上，我在窯坡歲月的根部，尋找燧人氏留給人類的那枚閃爍詩歌的種子。經過半年的挖掘洗練汲取凝聚，我心靈深處的火苗開始閃爍詩歌的激情，筆尖上的爐火逐漸紅火起來。我的窯坡組詩《窯坡之戀》《窯坡人家》和《窯坡煙火》相繼問世，同時發表在《唐山勞動日報》《中國煤炭報》《陽光》和《詩林》雜志上。

《窯坡之戀》首次亮相之后，詩歌評論家石金城贊嘆地說：“真棒!特別是‘在中國煤炭史上/父親成為祖國的長子/取名叫開灤/’這句很有味道。”盡管這組詩獲得了文學創作一等獎，但我并沒覺得有多興奮，只是隱隱約約感到自己精神上的壓力更大了。下一步我應寫什么，怎么寫?我開始進入了第二思考。

在生活、學習、寫作、工作、讀書的日子里，我幾乎接近了“神經病”的邊緣。我家距我煤礦十幾里，我每天早上6點步行上班。因為這段路要經過礦男更衣室、天橋、燈房和井口。于是，我每天在這里觀察，尋找埋在黑土地之中的鉆木取火者的生動細節和遙遠歲月的陶罐以及遺失的文明碎片。當時，我的同事都叫我“神經病”。在接近“神經病”的小路上，我發現了在窯坡民間深處隱藏的真詩。于是我寫出了《燈房女工》和《窯坡女人》等一系列詩歌。先后發表在《唐山勞動日報》《河北工人日報》《河北文學》《詩神》《中國煤礦文藝》《陽光》《詩林》《星星詩刊》《詩刊》等刊物。有的還被《讀者》選登。其中《窯坡女人》獲“全國新星詩人大賽”三等獎，《窯坡人家》獲河北省“華藥杯”文學大賽金獎。寫窯坡成了我詩歌的光明的走向。

那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煤礦青年文學創作大會上，詩人秦嶺說：“鳳池的窯坡詩寫出了名氣，真不愧為是煤礦詩人。”在這次大會上，詩人秦嶺把我當時的創作情況和生活現狀在大會上做了介紹，許多作家和詩人聽后都落淚了。

在下崗后的兩年零八個月中，我邊打工邊寫詩。在我生命中最寒冷的日子里，我一直靠書中的火苗取暖，用筆尖上的爐火溫暖家人的心扉。在那段最困難的日子里，是書和詩歌支撐了我的生命。

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我寫了40年的詩。發表了百萬字的作品。各種榮譽證書整整齊齊地排在書柜里，其實，我一直認為，寫詩并不指望今后有多么榮光，活的有多么風流倜儻，我只希望我的詩能比我活得更長。

俄羅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說過：“我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但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寫作。”

在半個多世紀的讀書、寫作、工作中，我下過鄉，打過鐵，教過書，當過油漆工，干過美工，當過秘書，我先后調動過十幾次工作，每次命運的改變都與讀書寫作有關。

我記得博爾赫斯說：“對于一個詩人來說，他所經歷的一切都是詩，他就是為詩而存在的。”經過幾次命運的改變，我毅然站立起來。我曾經對朋友說過，幾次命運的轉變都是書救了我。所以我寧愿讓人們把我忘記，也不愿人們忽視了我的詩歌。

詩人艾略特說過：“如果你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你將會毀滅;如果你僅僅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你也將會毀滅。”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浪漫與抒情之間，我精心建構自己的詩歌宮殿。在創作上我開始向多元化、多層次上拓展。我又寫出了《父親的煤炭》《農歷上的鄉親》《寧靜的山村》《音樂天堂》《當年我們是知青》等組詩，先后發表在《星星詩刊》《詩林》和《陽光》雜志上。

如今，作為一位煤礦詩人，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在生活中沉淀凝縮好自己的創作激情。因為一首詩的誕生要比一個人的誕生更痛苦。因為，一首詩是用兩種東西凝成的，一種是淚水，一種是血液。淚水是人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血液總是奔涌在離傷口最近的地方。每一首詩都是詩人的靈與肉。用利刃劃開詩中的每一行，每一個字，詩人的心都會流血，詩人的心都會疼痛。詩人是這個世界上殘存的最后一批擁有童心的人。詩歌是詩人呈獻給成人的天真童話。詩人的價值，就是為了引領日漸迷茫的人們回到早已失落的童年和精神的家園。

布羅斯基說：“一個處在對語言的這種依賴狀態的人，我認為，就是稱之為詩人。”

寫詩究竟能給我帶來什么?我體會讀書寫作不僅可以提升我的人生價值，同時還可以改變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