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禮俗、風俗，這些就是中國古代的教化教給普通民眾的，其結果是“文” 。社科院原副院長汝信說：“古代講音樂，音樂的影響太大了，影響到國家的興，也影響到國家的衰亡。 ”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會長丁振海說：“樂通政，樂和政治、倫理是相通。 ”孔子講聽了韶樂三個月不知肉味，是聽了音樂后狀態改變了，這種改變后的狀態是文化的狀態。“知肉味” ，其背后的是野蠻、貪婪和暴虐，可能是我們人類對動物被屠殺時的樣子的原始記憶所帶來的東西，這是文化狀態的破除，是又回到了動物性。孔子說韶樂“盡善盡美” ，武王伐商的《武》是“盡美矣，未盡善也” 。所以善美與否是文化與武化的分野，是文化的人和武化的人狀態表現出的差異。那么，人與人的關系應是“文”的，而不是“武”的，這是真善美表達的意思，真善美的支點是“文” 。太湖世界文化論壇主席嚴昭柱說：“美和善不同但同時又有聯系，而聽樂能觀俗就說明詩樂反映的是當時社會的真實，有這個為前提，聽了鄭聲以后，知道這個國家不久了，所以是以‘真’為前提的，不是假話。 ”

嚴昭柱說：“一個民族的美學精神就是全民族的美學的情感、追求、理想當中這個共同的東西，所以按這個思路，中華美學精神就是民族的文化精神，美學精神就是這個民族的共同的燃燒點。 ”真善美在當今社會的確已成為一種理想，一種理想便會受到現實的阻力。丁振海說：“沒有崇高感，沒有道德。所以在文藝創作中，在培養人們的審美教育里，首先是中華美學的真善美，尤其善是最重要的。 ”

當發掘到真善美這一思想的源頭是一個有關文化的概念時，要賦予它當代的價值，要為它找到現實的文化的立足點。立足于我們當前的社會，結合文化的意義，首當其沖的，弘揚真善美要面對解決西化浪潮的問題，有學者這樣質疑道: “可以去了解一下學校里大學生的思想” ，“我們面對后現代思潮該怎么辦” 。先賢梁漱溟曾向毛澤東提出“倫理本位”來針對西方的“個人本位” ，他認為，中國人注重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像父慈子孝，還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親朋相善這些都是每個人本著自己的義務要盡的責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李榮啟認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把美學精神落到實處，要立足于基層的村落社區乃至家族，注重從古代流傳至今鄉規民約中挖掘研究，去除糟粕，形成新準則和鄉規民約，潛移默化地塑造當代人的品行。

其次，對于真善美如何與當今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結合的問題，對于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契合之處，北京大學教授董學文認為，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既不是一個從古到今的先行的推進過程，也不是一個從今返古的逆向的反思過程，而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員馬建輝認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相通之處有三，一是革命性相通，二是大同相通，三是價值觀相通。馬克思主義具有某些傳統文化氣質，但二者之間也有根本性的差異，因此可以選擇架橋也可以選擇筑墻。 《美術》前主編王仲認為，真善美到社會主義階段，應該體現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真善美的理解，它應該是人類真善美發展到目前一個比較高的階段。如果我們把社會主義的概念拋掉。把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問題虛掉，來空談真善美，永遠談不清楚，永遠沒有一個立足點。

關于美的概念符合民情和文化于當今社會中的創造性轉化，浙江大學教授黃河清舉了一個例子：“我們在思維方式上要擺脫西方文化的殖民，中國有什么?中國是‘雅’ ，中國文藝方面最高的就是一個雅的精神，是中和雅正，這是中國文化最核心的概念。如果硬要攤上一個美的概念，是中和之美。我們對抗西方正在中國進行鋪天蓋地傳播的低俗惡俗的東西，用不登大雅之堂的‘雅’已經很好了。 ”他認為，談論“美”的時候跟中國社會是隔靴搔癢，肯定“雅文化”則能以正壓邪。雅和俗是中國老百姓最熟知最親切的概念之一，它們確是一種有效的路徑。像波普藝術的popular就是流行，以下里巴人的玩意取代藝術。“中國當代藝術已經有一種幼兒化特征， 《小蘋果》傳到這個樣是個很奇怪的事。 ”就當前的社會來說，不應再增加物質在價值觀中的比重，就像物價不能持續上揚一樣。可是爭、搶、攻擊和恣睢并不是物質本身的錯誤，禮樂不能沒有物質，文化也有物質的比重，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更好地去管理財物、精致地調理人與物質的關系等等。

為真善美找到文化的支點是為了更好地發展中華美學精神。當代西方用“新”取代“美” ，新的就是好的，從而追求新奇古怪。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眼光，分清什么是表達什么是獵奇，從而去轉化吸收，并且保持獨立性。有人不談美術而談視覺藝術，視覺中的“丑”可以有，正如音樂完全是和諧的也不好，有人指出貝多芬間歇音符用多了，那么我們要有對“丑”說“不”的眼界和方法，有文化的底蘊說話才會有底氣，就像中華詩詞學會駐會名譽會長鄭伯農所說：“可以揭示丑批判丑，但是不能贊賞丑或者是展覽丑，或者專門以丑博得低級的快感。 ”

(本文為記者根據太湖世界文化論壇中華美學精神高層研討會專家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