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的“仁者愛人”，本質上是一種慈善觀念。儒家的慈善“仁愛”觀念經孔門后學，特別是孟子等人闡發，到漢朝時已逐漸被世人接受。漢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這一思想更為深入人心。

漢代士人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實踐者和傳播者。原始儒學的實踐性格使他們在踐行慈善事業上毫不遜色，當代學人更多關注于漢代士人的官方慈善事業，對其個人在民間的慈善行為重視不足。

實際上，漢代士人的民間慈善行為是十分普遍的，這仍歸于儒家文化傳統。孔子儒學產生于民間，又深受“三代”以來的宗法文化的影響。宗法制對民間的慈善行為多有培育之功，漢代士人去古未遠，自然可領悟原始儒學的真精神。

漢代士人的民間慈善行為主要針對特定群體，首先是宗族慈善。源于近代西方慈善范疇的制約，宗族慈善往往被人們遮蔽于慈善范疇之外，這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事實不符。即使是“宗族”的內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先秦時期的宗族以九族為限，“九族”包括異性親族，即夫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到了兩漢，由于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巨大變動，及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鄉里組織的不斷發展，宗族的范圍與影響不斷擴大，兩《漢書》中往往把“宗族”“九族”“六親”等詞語并列使用。此外，九族、宗族也與鄉里、鄉黨并稱。因此，我們所說的漢代宗族慈善已經溢出血緣關系之外，包括地緣關系在內的鄉里鄉黨。也就是說，漢代以來的宗族慈善，已有了今天“社區慈善”的某些因子。

漢代士人的宗族慈善行為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分散財物、賑恤宗族。由于漢代政府鼓勵孝悌，實行仁愛教化，加上儒家文化和宗族觀念在底層的熏染，漢代士人有很強的宗族認同感。他們以賑救宗族為己任，將平日即以所得俸祿，無償接濟宗族。這樣的事例史書多有記載。如，南陽宛人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后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后漢書·吳蓋陳臧列傳第八》)。再如，東漢晚期的荀彧“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余財。”(《三國志·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又如，班伯年少時學詩于師丹，拜為定襄太守后，“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路過父祖故家時，“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漢書·敘傳第七十上》)。

另一種形式是救濟貧族、收養遺孤。《儀禮·喪服》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只有撫恤和救助貧困的族人，才可以強宗固族。所以，宗族內富者對貧窮者給予救濟。如，王莽女兒被冊封為皇后，聘皇后黃金為二萬斤，王莽十分辭讓，自己只領受四千萬，后來，皇帝又賜二千三百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漢書·王莽傳第六十九上》)。宗族內遺留下的一些老弱孤幼，宗族中富貴之人或官宦之家也多有收養之舉。如，鮑永字君長，少有節操。為揚州收，時江南多兇暴之人，永誅殺強橫而安撫百姓，母親去世后，他辭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后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再如，饑荒之年，人相食，第五倫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公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東觀漢記校注·卷十六》)。

我們還應注意，漢代士人宗族慈善行為中具有的地緣關系。如，史載郇越“散其先人訾千余萬，以分施九族州里”(《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這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慈善，無疑受到孔子提倡的“仁者愛人”思想的鼓舞，其目的是實現“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博愛理想。

漢代士人的民間慈善行為不僅包括宗族慈善，還包括對其他弱勢群體的救助。中國自古就注重對“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等社會弱勢群體，以及因自然災害而產生的饑荒人群的施救傳統。漢朝的大一統集權體制更為健全，統治者為了調整社會關系，在詔書中屢見實施社會福利的記載。除政府慈善行為外，民間慈善行為也十分盛行，其中，民間慈善行為的主體是儒家士人。如，周防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后漢書·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再如，第五訪字仲謀，任張掖太守時，“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更俱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后漢書·循吏列傳第六十六》)。第五訪在使用公共物資救災時，出私財以補公共財物不足的慈善行為，體現出儒家文化由家及國的思維邏輯。

漢代士人的民間慈善行為還包括對貧困學子的救助。如，趙典為太常時，“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貧者”(《后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士人的這種慈善行為更多源于他們也曾是學子的緣故。

漢政府對士人的民間慈善行為是大力支持的，對其中表現優異者給予表彰，以此為表率教化鄉里，在全社會形成扶危濟困的風氣。漢代在鄉一級的吏員中設置三老。其職責就是“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就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

除政府提倡外，漢代士人民間慈善行為的盛行，與漢代儒學的復興有很大關系。儒家文化不僅要求士人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彰顯社會價值。他們一方面通過自身的道德修行影響社會群體，另一方面利用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文化資源，教化天下，端正世風。

漢代士人民間慈善行為影響深遠，它不僅影響到歷代統治者實行的種種惠民政策，也為民間慈善在中國的發展做出了表率。漢唐、宋明以及清朝的統治者和儒生士人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下，力行仁政，興辦或扶持各類慈善機構，中華慈善事業由此相承不衰。

(作者單位：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