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統(tǒng)一女真各部之前，并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說，記載了清朝300多年歷史的重要文字之一滿文，其歷史至今也不過四百余年。然而如今，全國滿語翻譯和研究人員不足百人，在民間也僅有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些滿族村屯的少數(shù)幾位老人仍能使用純正的滿語進行交流。

滿文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字?是誰創(chuàng)制了滿文?它的生命力緣何這樣脆弱?

滿文出現(xiàn)前女真人用什么文字

滿族的先人是女真人。女真人起初并沒有自己的文字，金建國后，公文曾經(jīng)使用過契丹字。

公元十二世紀初，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創(chuàng)制了女真大字。它以契丹大字和漢字為基礎，加、減或變化其筆畫而制成。現(xiàn)今存世的絕大部分女真文字資料都是用女真大字所書寫的。公元1138年，金熙宗又頒布改造后的新字，稱為“女真小字”，并將女真文字作為金國的官方文字使用。

但在金統(tǒng)治中原的百余年間，女真字應用者實際上僅限于統(tǒng)治階層，蒙古滅金以后，進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漸漢化，大都改操漢語，依然生活在東北地區(qū)的女真人仍用女真文，并持續(xù)使用到明朝正統(tǒng)年間，以后逐漸消失。女真字由此成為無人可識的“密碼”。

元明時期，女真人一度使用蒙古文。努爾哈赤時代，女真人講女真語，卻使用蒙古文字，語言和文字二者間的差異，成為文化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的嚴重桎梏。

用雛形滿文記錄的《滿文老檔》

原藏于沈陽故宮崇謨閣的《滿文老檔》是在滿文剛剛形成過程中，第一次用雛形的滿文記錄的史書。

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基本上統(tǒng)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會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迅速發(fā)展，與明朝和蒙古各部的聯(lián)系日趨頻繁。仍借用蒙古文字已經(jīng)不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于是創(chuàng)制滿文提到了工作日程上。

明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爾哈赤“欲以蒙古字編成國書”，命令精通語言文字的官員額爾德尼和噶蓋創(chuàng)制滿文。額爾德尼和噶蓋推辭說：“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chuàng)譯書，我等實不能。 ”努爾哈赤說：“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 ”見二人仍然面有難色，不得要領，努爾哈赤接著又說：“寫阿字，下合一瑪字，此非阿瑪乎(阿瑪，父親)?額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額默乎(額默，母親)?吾意決矣，爾等斌寫，可也。 ”

于是，額爾德尼和噶蓋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礎上，遵照努爾哈赤創(chuàng)制滿文的基本原則，即參照蒙古字母，協(xié)合滿族語音，創(chuàng)制了無圈點的滿文，史稱“老滿文”。

新滿文用10年才完成推廣使用

老滿文誕生后，完全借用蒙古文記錄，存在諸多弊病，有時候寫一個詞，有幾種讀法，因讀法不同，詞義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地名，困難更大。

于是，達海奉命改革老滿文，老滿文的改革時間是滿族史研究中的疑案之一，史載有四個時間：天聰六年(公元1632)正月、天聰六年三月、天聰三年、天命年間。史載不一，莫衷一是。

天聰六年，皇太極命令達海等將滿文加以圈點，以做區(qū)別。達海遵旨改造滿文，經(jīng)過改造的滿文臻于完善，通常被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

改進后的新滿文，其推廣使用也經(jīng)過了一個很長的過程，同樣是在女真最高統(tǒng)治者的決策和指導下完成的。從現(xiàn)存的滿文檔案看，新滿文使用初期，存在新老滿文兼用的情況。截至崇德末年，在公文檔案中才完全用新滿文書寫。新滿文的推廣使用，足足用了十余年的時間，至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滿文由盛轉衰面臨傳承危機

清入關后，除滿族原先居住的東北地區(qū)、中央國家機關和宮廷各部門普遍使用外，派駐八旗滿洲兵丁的全國各重鎮(zhèn)要地也都使用滿文。在漢族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影響下，加之滿族人積極學習借鑒，滿文吸收了大量的音譯漢語借詞，大大豐富了自身的詞匯，從而推動了滿文的發(fā)展。這期間除滿族使用滿文外，與其相鄰的或編入滿八旗的達翰爾、錫伯、鄂溫克等民族也都曾用過滿文。

但隨著滿族接受漢文化的程度越來越深，滿漢的全面融合逐漸限制了滿文的應用。自乾隆時起，滿文的應用越來越少，發(fā)展出現(xiàn)了轉衰的趨勢。同治以后，滿語逐漸失去了行政上的重要應用，連公文也被漢文所取代。

1911年，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和清朝的覆滅，滿文也退出了歷史舞臺。時至今日，能夠讀懂滿文的人不多。而滿語在全國也僅有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些滿族村屯的少數(shù)幾位老人仍能使用。

（沈陽故宮博物院特供稿件）